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美学发现，是智者们的高明之举，不但为书写技巧的丰富性提供了参照，而且延伸和拓展了传统的审美空间，给这门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阮元美中不足的是，只有理论认知上的突破，他在书法创作上未能身体力行，真正在实践上卓有成绩的是道州人何绍基，他高扬尊碑抑帖的大旗，在这场碑学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坚强的扞卫者和努力的践行者。

何绍基书法，取法《张黑女墓志》，参以魏晋六朝碑版（包括墓志）。他主张其他各种书体的取法可扩宽到钱币、镜铭、刀币、兵器、陶器、瓦当上的文字。何绍基的杰出成就在于，他将邓石如、伊秉绶在隶书领域的创新成果发扬光大，在技法上作了些个性化的调整，将用笔的凝重感苍厚感赋予形体之中，在动作上加上顿挫颤抖的成分，将碑的风化腐蚀效果再现于笔端，为碑派书法的审美原则的确立和北碑对各种书体的审美落实指明了方向。

从何绍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理性规范与感性生命的巨大冲突，看到了惯性思维方式与创新思维方式的巨大冲突，看到了坚不可摧的传统审美模式与个体生命顽强反抗精神的巨大冲突。最终他出色地完成了传统桎梏的突围，以一个领异标新的书家形象定格在中国书法史上。

自此，碑学书法大家又进入了群星璀灿的时期，莫友芝、杨沂孙、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翁同和、吴大徵，到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直到张大千的老师、衡阳人曾熙等等，一连串闪灼着书法光辉的名字。他们都在研习北碑书风的基础上独僻蹊径，各具风采。

晚清及民国以后，中国书法进入了碑帖兼融的时代。二王法帖与北魏碑版成为两大取法源流，在湖南书坛尤为盛行。最近，我在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方继孝先生编的《旧墨记》，爱不释手。方先生是个有心人，书中收录了一批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其中湖南籍就有章士钊、谭嗣同、易培基、程颂万等四人，最为精美的是程颂万写给辛亥革命后前清遗老梁鼎芬的一封信札，共有四张，颇具神采，程先生曾担任过岳麓书院的院长。这些墨迹，或多或少都有取法碑版的明显痕迹。湖南书画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