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了巴黎梦的吴冠中，又做起了归国梦。他想学回国后住在白马寺里译经的唐僧，译出自己从西方取来的经卷奉献给更年轻的一代；他还想如何从家国民族的土地上，一步步发展出自身的艺术；但却从未想到，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祖国的他，会被当作艺术上的异义分子而横遭排斥，他的艺术主张也被看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更没有想到自己不得不改弦易辙，成为风景画家。此时的吴冠中，一定有些后悔不该回来，他的内心一定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屈辱。在国外，他因为是黄种人而常在人格上受辱，现在回到自己的祖国，却依然被视为“异类”，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却必须去品尝这种“腹背皆敌”的滋味。

可以想见，吴冠中的尊严受到多大的损伤，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必须忍受屈辱自食苦果，他必须奋力拼争，不能以失败告终，在他既往的生命中还不曾有这样的先例，他把泪水往肚里吞，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征途。小时候是姑爹和父亲轮流摇着船送他步步高升去，现在，只有靠自己摇船前行。风景画——这是他在归国后的艰难征途中第一个明智的选择。它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可以避开许多敏感问题。在那个时代，有抱负的画家都在从事主题绘画，因为不关痛痒的风景题材不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风景画的路虽然很窄，但却稳妥，得不到政治的青睐，也没有多少风险。因此吴冠中将绘画的主题转向风景，等于免除了所有来自政治方面的无端批判，为他的艺术生存在这么个特殊的环境里，奠定了基本的前提。

写实——这是吴冠中在风景画创作风格上做出的另一明智选择。他既已被认作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即使作风景画也无法避免被冠以“形式主义”的帽子。他如果继续沿用巴黎时期的风格画风景，即使与政治无关，也难以存活。形式主义是“恶棍”，当然不可以让“恶棍”生存。吴冠中这一时期的作品，手法写实、造型严谨，令现实主义批评家无可挑剔。北京——作为风景画家起步的第一站，是再好不过了。这里有许多古老高大的建筑、有苍松翠柏、有亭台楼阁、有大街小巷，有永远画不完的题材。吴冠中在北京工作生活，就地取材，方便省时。从北京画起，无疑是他归国后的第三个明智的选择。因此，风景——写实——北京，便构成吴冠中早期(五十年代)艺术的三个基点；没有这三个基点，他的艺术难于在当时的中国驻足，而他往后取得的一切成果，也是由这三点逐渐发展开来的结果。

作为风景画家，吴冠中是起步于北京，但吴冠中画风景画，却非始自北京，早在他第一次办个展时，就展出了不少风景写生，而在巴黎留学的三年中，吴冠中更是到处画风景。据张安治回忆，1950年初他从伦敦去巴黎，吴冠中把他领回宿舍，“从床顶、床下、柜橱里和书箱中，拿出他几年来的习作共同观赏”，在这些作品中，除人物速写外，还有“大量的油画风景写生”。这其中有不少的欧洲城市风景，为他假期游历时所画，至于平时在巴黎市区和郊区则画得更多，“有不少画的是街头巷尾，寂寞的路灯和骄傲地横跨着的过街楼，有的画许多房檐栉比鳞次，有的画阳光斜照在大片浅灰色墙上，色调柔和，笔触轻松，恬静中蕴藏着热烈，平淡中耐人寻味。当时我明显感到他深受郁特利罗(M·Utrillo1883——1955)的影响，吴冠中也深为同意”。

留学巴黎时期，吴冠中并不会想到要做风景画家，他画得更多的是人体，但他在这些风景中的前期努力，无疑地为他日后的风景画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留学巴黎期间，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吴冠中画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寺院塔楼，并由这个起点逐渐向外扩展：1954年赴五台山，1956年至绍兴。1957年到山东大鱼岛、江西冈山和瑞金，1958年去山西洪桐县，1959年往海南岛，1960年回故乡宜兴，1961年远征西藏，1963年登浙江雁荡山……外出的次数愈来愈多，步子因而迈得愈来愈大，走得也愈来愈远了。

此时的吴冠中，已有大批的作品积累，《美术》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和文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他的风景画小辑以及一些单册，十年的艰辛努力，吴冠中得凭风景画家的形象确立于中国画坛。

五、六O年代，吴冠中见诸报刊的文字很少，得以介绍作品的机会也同样有限。《美术》杂志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第七期，发表他两件表现井冈山的风景油画以及一篇短文(井冈山写生散记)；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第二期，这一期不仅发表了他的新画作(扎什伦布寺)和文章(谈风景画)，而且还有一篇整体评介中国油画的文章(艾中信：[油画风彩谈]，文中对吴冠中的油画风格和代表作[扎什伦布寺]作了肯定的评论)。这期刊物以中国油画为主题，发表了油画界三员大将(艾中信、罗工柳、董希文)的评论，及众多老一辈和当代知名油画家的作品，吴冠中以十分 眼的地位跻身其中，以一个风景画家的身份亮相，这对于确立他在中国油画画 的地位，无疑是一次相当重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