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性问题，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支撑美术创作的体系和自身。二是关于全国美展体系与时代性的问题。

全国美展举办过程增加和淘汰的画种是一个时代性选择的问题，时代已经给予这些画种品类的发展很大的制约。同时，全国美展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实际效益应该得到综合的考评，考量全国美展在各地分展区的效果，这也是考察时代性的问题。

不同时代的作品都表现出相应的时代的主题，这一点在全国美展的历届作品中反映的最为突出。譬如一个写信的主题，在60年的中国美术的发展史中，能够看出不同的写信方式，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展出《回信》，艺术家依然用写信的方式表达旅居在城市的农民工，艺术家们是否真的了解基层的生活，这样的特色是否真实，需要追问。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发言的题目是“水墨画中的唯美倾向”。他认为加大对创作的团体或者创作流派有意识的培养力度，是发展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陈池瑜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墨画创作，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作团体值得重视和加以研究，这个创作团体存在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及后来该校合并到清华大学后成立的美术学院中，在这两所学校先后的国画创作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唯美倾向”的创作特征。从张光宇、庞薰琹、张仃、吴冠中、祝大年、袁运甫，到杜大恺、刘巨德等人，他们的中国画创作，始终保持着装饰绘画的特点，将工艺设计中的形式美因素，融合到国画创作中，从而形成他们国画作品的审美形式特征，这一特征具有鲜明的装饰形式美或唯美倾向，因而使中央工艺——清华美院的水墨画创作不同于其他美院和其他国画家们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他们的形式风格和流派特征。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的副主任刘曦林发言中谈到美术的民族性问题。他认为中国画是气质精神与形式的统一，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任何精神气质都需要一定形式体现，任何形式都体现一定的精神和气质，他们两个是一个整体，中国画的坚持渗透在笔墨之中，反对笔墨至上、笔墨零乱。刘曦林认为，传统和民族性是不断变化的概念，同时也是辩证的，因此才有时代性、中国和时代艺术关系的课题。

刘曦林认为，中国绘画的历史既是自成体系，又是开放的。在开放的状态下，中国绘画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吸收与融化是不可避免的，很难以统一的标准规定任何艺术，但是任何艺术仍然有自己主张，中国画也有它自己微妙的介域。如何在维持和保护中国画民族性的同时，它又保持开放和不断变革，处理好这样一个守护民族传统的本体意识和民族性的开放性上的辩证关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黑龙江美协于美成在发言中讨论了“新时期建筑壁画创作的特征”。论述了中国当代壁画艺术，伴随着经济的深入改革而在自我调节中得到不断发展所显露出的壁画本体特征：从衰落走向复兴,环境意识的增强,空间和内容题材的拓展,形式语言渐趋多样多元等。同时,于美成对壁画艺术未来发展路径略加以学理性的探讨。

北京画院王志纯在发言中对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工笔画的发展历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系统梳理，对重要历史阶段的事件、活动、展览、重要画家及作品进行了点评和分析。对新中国工笔画发展脉络的粗略回顾，如同打开一幅瑰丽多彩的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