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的民族性则与一个更大的问题——国家民族主义——连在一起。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这个背景下，中国首先诞生的是国家民族主义，无论孙中山或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反映在文化上，这种立场也就必然采取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方法，由此也就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并激发另一种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比如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国粹、国学等，就是对文化上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回应与抵抗。所以，美术中有两种关于民族性的立场，一个是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另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放在美术中来看，以主流美术、前卫艺术为代表，如徐悲鸿、董希文、谷文达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国家民族主义的问题展开的，它的民族性是服从国家的强大和发展的需要的。文化民族主义则不一样，它强调文化的纯粹性和独立的地位，当然这种纯粹性是相对于西方艺术而言的。在美术中，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潘天寿。当然国家民族主义也利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服务，但从根本上说，那只是一种策略。这两种民族性在中国的美术中都有它们各自的立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绝对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官方艺术占主导，而体制外的前卫艺术，也是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不过矛盾在于前卫艺术又是通过反对官方艺术获得前卫艺术的地位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特别谈到了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官方民族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他的看法也可提醒我们注意美术中的民族性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很多的问题值得深入的研究。

邹跃进指出，民族性的诉求其实是以对未来的期待和假设做基础的，在他看来这种假设有三种：第一，在毛泽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和优越，社会主义艺术作为一种先进的艺术，代表着人类未来的艺术，这种期待具有把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扩展为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冲动；第二，“前卫艺术”的期待是站在西方已有的学术和艺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方法论的创造和艺术的创新，能在未来创造出影响其他民族的艺术，在这种期待中，包含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假设，而它的文化理想就是未来中国的艺术能在民族性、前卫性和世界性上是一体化的；第三是文化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假设是以西方主导的世界是有问题的，当东方文明和价值在未来也能主导世界时，中国的传统艺术则可能成为一种影响世界其它民族的艺术，并达到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第三场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邱正伦发言，针对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性与当代性、中国性与全球性、他者性与主体性等学术问题，力图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艺术评价的主体地位，以及艺术评价的本土立场等方面展开相应系统的学术思考。邱正伦认为，要在真正的意义上谈论和思考中国当代艺术，一旦回避当代艺术的本土话题，或者讳言当代艺术的中国形象，决不仅仅是艺术家是否具有本民族的艺术身份问题，而根本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形象的策略性误读，或者说有意诋毁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形象。因此，他提出要从最根本的角度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国家形象，就必须重新深挖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内涵，重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