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留法同学中，秉明和我的心路历程最接近，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最多，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最多。他是从哲学转向雕塑，我是站在绘画的山头上遥望文学的巅峰，也临近哲学了。我画的画每次都让他先看，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眼光是中国品位和西方精神相结合的，对绘画语言体会得比较深入。他外语修养很高，英语和法语比我学得好，读的书也比我广，他酷爱艺术的感情同样虔诚，我分析他的性格既理性又富于感情，在理性思考与刨作热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创作需要忘我，而理智要求反思。他后来研究书法，着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他将中国书法解剖得龙脉清晰，这得力于他哲理的思辨、造型的剖析、诗的品位，也由于他给西方人传译东方艺术精神的独特体验，我认为这部书应该得诺贝尔奖。他讲授书法课，对汉字解析得非常科学，但是他创作的汉字书法作品我觉得不理想，不够狂放，特点不够，他本人的面貌未见鲜明。我们的努力是相似的，就是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探索新路，他对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很有研究，对西方文化艺术精神也了解得很透，因此在回国不回国的问题上，彼此都有深层的感触。他很仿徨，我回国时他还是暂时留下了。后来，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反右以后，他已不再考虑回国的问题，甚至将住所命名为断念楼，其实他在忍受着无法断念的痛苦。人在海外，数十年的耕耘，他取得的成果却受到国内人民的理解和热爱，他的文章也好，雕刻也好，是在为国内的同胞辛勤工作。晚年，他住在巴黎远郊一个林区旁，他写信希望我去，在他那里住一个时期，他说“这里有很多你喜欢的大树”，他的孤独、他的乡愁，感同身受。他应更早些回国，也许更能施展他的才能，他同人民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但是历史不能倒流，秉明已回不到从前，我觉得是一个悲剧。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秉明为母校用铁焊制了鲁迅浮雕像，表达他对母校对祖国深切的情怀，对鲁迅精神的尊崇，无愧是鲁迅精神的后裔。铁是鲁迅偏爱的金属，秉明也爱铁，打铁铸造艺魂，他将铁的鲁迅像手稿送给了我，铁的纪念，我曾以此为题悼念秉明。

我返国后，不能通信和秉明细谈，曾寄希望于将来我们的作品能够会面，让作品相互倾吐，彼此人生际遇不同，深挚的感情不变。幸而愿望得以实现，我们的文集在同一出版社同一书系里相遇了，他的雕塑、我的绘画在新加坡举行了联展。

顾寿观是秉明最推崇的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秉明一直认为自己在哲学领域赶不上顾寿观的才华，顾寿观在巴黎仅读了两年，就感到完全失望了，未满三年即提前返国，回国以后在社会科学院做翻译工作，政治运动中，被当作“白旗”遭批判，要拔掉他这面“白旗”，他于20年前就去世了，曾翻译法国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并根据希腊文译注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的才华随生命而飘零。顾寿观去世后，秉明在巴黎的寓所追悼亡友:一支蜡烛，一杯红酒，一个苹果。

学法国文学的王道乾，也是秉明十分喜欢交往的同学，极有个性和才华，思想受到时代洪流的洗礼，他1949年返国时对秉明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他成功地翻译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却说: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