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政治角度看，越早回去，越有优势，而我并非最勇敢的先行者。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是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共产党委派陆璀(饶漱石夫人)和区棠亮(蒋南翔夫人)二位女同志参加，我也去旁听了，会后，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挥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虑。

其实，当我未回国前，我们，包括所有的同学，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倾吐、分析、讨论回国与否的大问题。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怕为专业而舍身，但对政治，多半不关心，显得幼稚，无知。正当我们生活在被歧视的西方，分外热爱祖国。我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文化，奋力学习，但却鄙视媚外心态，自己甚至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

回国与否的问题，是人生的重大抉择，将决定事业的前途和人生的命运。对此，我和熊秉明在大学城有过彻夜的激烈争辩，争论的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回国的理由:在国外学艺，技术还未学透，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再者，技术学到手了，回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国画廊兴旺、艺术信息资源丰富，利于画家生存，建功立业。二是回国的理由: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感情里，祖国的父老乡亲们是亲人，是艺术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结合实践，探索和创造表现艺术新境的技法。只恐怕，国内思想封闭保守，艺术前途未卜。而学科技的同学，比较容易抉择，国内进行建设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才回国将大有作为。

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与熊秉明等人研讨无数回，最后我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投向新中国，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自己也踏入了先行者的行列，做了探险者。这之前一年，我曾给吴大羽老师一封信，倾诉我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