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将在故土长成大树。

1957年反右，一直在回国与否间彷徨的熊秉明，下决心将其居室改名“断念楼”。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仍留在海外的熊秉明在注视着我们先行者的命运:吴文俊在数学上做出了杰出成就固然可喜，而在其他专业里也该是精英的，却遭到各式各样的不幸:学哲学的顾寿观，学法律的端木正，学外国文学的王道乾等人……遗憾的是并未能赋予他们充分发挥才华的机缘，尝尽难言之苦。1980年，熊秉明为我的画集作序言:淹留在艺术之都的巴黎做纯粹的画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犹豫过，苦恼过。1950年他怀着描绘故国新貌的决心回去了，怀着唐僧取经的心情回去了，怀着奉献生命给那一片天地的虔诚回去了。但是不久，文艺的教条主义的紧箍咒便勒到他那样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头上，一节紧似一节，直到“文化大革命”，艺术生命完全被窒息。我们的通讯中断了。他最后的信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她们去相对倾诉吧！”

在回国与否的天平上，一个小砝码，在关键时刻，左右了大局，就是我的妻子朱碧琴，没有她，我可能不会选择回来。她善良美丽，我们感情很好，不是说她不爱我，是我更爱她，我到巴黎留学前，她已怀身孕，我到了巴黎，心没有离开过她，在她临近分娩期间，我很久没有接到她的来信，担心害怕她出了意外，实在是着急了，我不顾一切地想赶回去，连留学都可以不要了，我要人了，即使她死了，我也得回去抱着她的尸首。我几乎无法控制这样的感情，同学劝我别把感情看得太重，艺术生命大于一切。幸而她未因难产而丧生！我接到了她劫后余生的来信，无数次亲吻她的信。我在信中和她商量回国与否这个最紧要的问题时，她回信说拿不定主意，大主意只能由我自己拿，她自己并不想一辈子住到外国去。她为了我，放弃了工作，住到我的老家抚育孩子，忍受着离别，却无怨无悔，在关乎我的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只一心为我着想，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如愿，并不考虑她自己的需要，她真挚纯洁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最后选择回国，确实有爱情的力量。

几十年来，漫长岁月中摸索着没有同路人的艺术之路，寂寞之路，是独木桥？是阳关道？当遇到政治打压我的艺术时，我向她吐露过怨气:我为你回来的，否则我不会受这样的罪。她听了，默默地，不否认。当我的艺术有了发展，成果显露时，她欣慰地说:你的成功与我有关系、没有我你不会回来。我听了，默默地，内心对她充满了感激。

熊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