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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大历史

2011年09月08日 10:45:08  来源:《文化纵横》

一个优秀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的是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应首先打开的是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前提下,才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也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综合;再高的理论,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在首先是个优秀读者的前提下,一个优秀评论家,如能了解并且懂得创作、懂得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可信、也更精彩。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作品中,不管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个效果。也因此,评论家评论的作品用心如非作家用心,那么,说得再漂亮也不足以信;不说有害,不说误导,起码可说,其存在的价值几近于零。毕竟,评论的准确性不能完全寄托在作家们的歪打正着上。

不要再说理论了。当今中国文坛真正需要的,不是仅和理论、评论家对话的理论,而是既和作品对话又和作者对话的作品论,特别是今天。理论是灰色的、枯燥的。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也只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究竟掌握如何、有用无用。

(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

《河岸》写得怎么样?实事求是地说,不怎么样;将之放到苏童的大名下、放到得奖位置、得奖高度上,那就更不怎么样。苏童不是没写过好作品,但写得好的不是《河岸》。轻了些,浅了些,――只能这么说。这轻不是轻盈,而是轻飘;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是文学不愿接受之轻。这浅,浅在难以勾起我们的记忆、拨动我们的情感、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阅读感觉似乎是,连基本的生活常识、经验积累都无需动用,或者说,动用不多。人物单薄了些,有点概念化,模式化,少了弹性、张力;文字语言缺少内涵,缺少能够感动我们的、染有作者本人的体味......我们努力了,想靠近,想触摸,哪怕只是感觉其中的跳动。可是,它们在眼皮前掠过,在努力伸出、努力捕捉的指间漂散,就连想让它们掌心稍作片断停留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点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这是书中难得的能让阅读停一停、让阅读觉得存有高明可能的地方。然而一滴水是生不出另一滴水的;而时间则无法复制,过去的每一秒钟都不会回来。――这是常识。就算意会,也需提供意会的准确性。写作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手法,都以准确提取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不管这种本质是就整体而言,还是仅就整体中的一点而言。而在已有准确对应的前提下,还要提供被意会的不可取代的妙不可言。离开了不可取代、妙不可言,意会同样不能成立,至少成立价值不足。可这两句话,不仅不合常理,又无实质内涵,且还是可被任意取代、又无可回味的,唯一所有,只是一点花妙,一点平庸的花妙。这样的花妙,小女生洒满香水的笔记本里能见不少。其实,这里作者想说的,只是河上生活的单调,沉闷、机械,日复一日,除了水还是水。但是,他不甘心朴素、踏实的写法,想写得玄乎些,不同一般些,读上去文学些,散发些迷人味道。用心不错,但却没能用出感觉,且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花妙是要有本事的,越花妙,精准度要求就越高。这也是不少人喜欢玩弄的手法,看似曲意深隐,实是淡水一勺,妩媚有余,姿质不足,到头来,不过是又一次东施效颦。

《河岸》除了热衷于再现历史(这个前面已谈很多,不再赘述),还热衷于动用一个概念,即同一个人,因出生的不同而获截然不同的遭遇。这主题深吗?打得动人吗?对一个没这样经历、没读过这类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主题或许能带来几分不解、几分新奇――或许,但在中国,起码一代,甚至二代、二代以上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今天都难有兴致回过头去停留在这样的“发现”上。不是他们麻木,而是这样的“发现”表面了些、起码了些,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已谈很多,谈得比《河岸》厚实、深入、贴切。而就广义来说,古今中外,表现类似主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不能算少。

(责任编辑:林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