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说大历史，不要再说理论，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够了！

（一）不要再说大历史

中国文学久来热衷于向历史邀宠，寄希望于历史的参与而使作品伟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别是大历史，越大越好。这几乎已成一种病，一种追求向往的不病之病；也可说，这是一种自宫，是中国文学把“历史”当切刀对自己的文学细胞、文学生长力进行的“阉割”。毫无疑问，文学可以涉及历史，就像文学可以涉及爱情与死亡。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都涉及历史。历史由各种各样人和人群的行为构成，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都能折射历史。真正写好、写活、写准确了人和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写好了历史。也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的生活，才能折射出真实可靠的历史。历史是条长河，由不可计量的水组成，所谓历史人物与事件，只是这条长河中溅起的几个浪花几滴水珠，它们的产生本就由长河的内在涌动决定。“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山与海本身，而是作者登山观海时惊绝于妙心的所感所思。所以说“真正写好”，只为没有或没能力写好人及人与人间关系的文学作品，不说折射不出历史，就连被提上台面谈论的资格都是不该有的，即使作者以天大的热情去写天大的历史。

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有自己的不二之法。文学所以存在，是因自身所具的不同历史和一切其他学科的元素。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关注的是人的感受、感觉、感情，人的思想与认识。文学的对象，是天然沾上历史粉尘的人，而不是天然沾上人的粉末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颠倒的主语。一个起码的方向性、认识性问题。一个根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文学要求作家对生活有一份灵敏的感应力，要求作家对笔下所呈人、事有一份耐得起琢磨、经得起感悟的体味，一份不动声色隐于其中的认识，以及一份用文字形式予以表达的能力。任何人的努力都不可能超越自己天份所能达到的层面，一个真正有心于文学的作家，应潜心的是如何开掘自己的文学天赋，于观察到的生活中艺术地匠心独具地提取其中文学元素，在自己的天份最高点上，予以充分的发挥。

中国作家分心太多。中国作家被教育惯了、误导惯了。中国作家时时不断地处于勉为其难地深刻领会、奋力实施状态。宏大的“指点”声势吞噬了他们的自信。他们渴望认同，相信“指点”胜过相信自己，即使不信也迫使自己信。他们的领会、实施中混入了太多非文学因素。以至今天，已没外在力量继续要求文学必须违心制作，而中国文坛却似难停止惯性运作，久染成俗地继续心灵缺席的喧嚷，继续有悖文学原理的努力。

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就历史问题请教作家？我们到底该向历史学家请教历史还是该向作家请教历史？

艾伟的《风和日丽》写得不错。可谓难得的一部不俗不蠢却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小说。讲好一个编撰的故事实际是件很难的事，其中太多牵涉。大多小说是既俗又蠢地胡编乱造着漏洞百出的故事，挂一漏万，惨不忍睹，却还以为得计。《风和日丽》写的是一个人的情史，并努力将这个人的情史写得像史诗。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小说真正吸引读者的是这个人的情史，是这个人浸泡在情史中的活脱脱的有着五感六觉的生命。作者基本把握住了这个人，读者也因此触摸到了她，与她共呼吸、与她同哀同乐。小说写得最好的部分之一，是女主人公的一场外遇，那是一场“人”的外遇，一场让我们感到作为人不搞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外遇。人心，才是文学真正应该关心的内容。这部小说写得最差的部分，恰是作者寄以厚望的与史诗挂钩的部分。不说完全失败，起码可说不成功。牵强附会得厉害。每当作者刻意将笔下人物和历史融为一体、用人物来体现历史时，总是以改变人物行为的必然性来迁就历史为代价。这其实是一种必然。缺少自然的刻意制作，一定是别扭的、走样的。一定。小说中，作者还努力写出自己出生前的、没经历过的历史。或许作者可为自己的想象能力得意，但却不能为自己想象能力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得意。生活是有颜色、有声音、有味道的，是由颜色、声音、味道形成的环境氛围组成的。差之分毫，失之千厘。一个作家，想要写好自己没经历的时代、没经历的生活，太难太难，很少有人真正成功――除非本意不在表现生活而是借题发挥说想说的。作家笔下没自身经历的历史与生活，对经历过的人来说，往往感到的是可笑，是失真、缺实、假作聪明，而对同样没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样的史诗，是伪作，是对历史的弯曲，是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