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严歌苓，差不多已把自己当成半个历史学家、半个建国以来各时期史实调研员，肩负起了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重任。她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几乎是对照着历史各阶段大事记一步一步写下来的。严歌苓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文字功力，文学表述能力都不错，笔下人物大多都出形象。她还是个热衷于讲故事、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常让人感慨她写活了一个凭空想象的画面，让人如同亲见。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两个力作，写得最差的部分，同样是努力想向历史靠拢、想使自己的胸怀、视野变得伟大的部分。这样的部分中，她笔下的人物、事件开始失真，变形、扭曲，开始不可信。如她是个现代派作家，她还能为自己的力所不逮强词夺理，但她不是。有意思的是，力图做个忠于历史、让笔下人物事件与之统一协调融为一体的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写到知青，竟完全不顾“史诗”写作的基本要素，即从历史中抽样，提炼符合时代面貌的鲜明准确特征，而将例外性代替普遍性，在太多女知青受侮辱被强奸的时代，将书中唯一一个知青形象夸大丑化成了一个女无赖，并百般兴趣地写了这个女无赖信口雌黄诬赖农村干部强奸自己的小丑无赖相。简直不敢相信。《第九个寡妇》中，这位现实主义作家，还浪漫地、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地写了一个被枪毙而侥幸未死的老地主，这个地主竟然几十年生活在地窖里，躲过了全民皆兵、铜墙铁壁的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一双又一双“雪亮”的眼睛。这也是作家严歌苓理性和感性冲突的表现。只有理性不够的作家，才会在自己希望创作的具有史诗模样的小说中，任性地写进不具时代特征、不能让人信服的人与事。一个天大的“浪漫”，一个除了作者本人和没阅历、没经历的下一代谁也不能相信以至不能投入的浪漫。

《情人》没写大历史，但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老辣、真实、立体、铅一样沉的情感打动读者，钻进读者心里，驻在那里，赶不走。《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没写大历史，但塞林格写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性化的人。都没写历史，但因文学性，它们打动了我们，并让我们感到了历史，感到只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期、那样的背景中才存在的历史中的人。《战争与和平》写了历史，写了政治，写了宏大历史中的宏大场面。《战争与和平》被说得很成功，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备有忏悔意识的托尔斯泰本人，晚年对这书所有的却只是后悔，因他心里清楚知道，这本书中他所做的追求，不是文学的追求。

大作品必须写大历史，这是一个天大的文学误区。这个误区害了太多中国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没这能力却强作这样的能力。而正在这样缺少心灵应承、错了方向的追求中，太多作家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

严歌苓也好，艾伟也好，还有更多作家，本身都是极其优秀极具天赋的，如果他们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心存旁鹜、不是将自己的短处当作长处发挥，而是看准方向，将精力、能力用在朝这方向前行所需的最高文学天赋的开发中，那么，他们的成绩将会大得多！

（二）不要再说理论

文学评论写给谁看？无疑，写给读者、作家看。然而，太多中国文学评论，不说读者看不懂、没兴趣看，就连作家也看不懂、也没兴趣乃至讨厌看。可以说，中国文学评论文章中的大多数，除了评论家自己，没人有兴趣。这话很难听，但却是个谁都看见的不争事实。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看似自娱自乐的文学评论，不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确实影响控制着文坛。一个有趣现象：即使看不起甚至讨厌评论家的作家们，却还关心着评论家左右的文坛动向，关心着自己在这动向中的位置；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一些骄傲自负的作家一旦碰到评论家所表现出的热情、欢喜与尊敬，其判若两人的程度足以让人目瞪口呆。浅里说，作家们希望评论家将目光转向自己，深里说，恐怕牵涉到国民性。

既矛盾，又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正是这样矛盾的统一，成全了中国文坛现状。我们的文学评论究竟是些怎样的评论？客观地说，大多是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评论与被评论间很少发生实质关系的空乏之说。巨室少珍、理拙文泽、纸上谈兵空对空，让人不知所云、如鲠在喉，却同时，又让人感觉经典沉深、载籍浩瀚、不敢等闲视之。我们的一些评论家，从学校到学校，博学强记训练有素，但也因此，他们阅读作品时，不是用心灵去感觉作品，而是将学过的理论当眼睛在作品寻找印证物、用学过的理论去套作品。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些”。也因此，当今中国文学评论太多理论，太多与文学作品中的大历史如出一辙的貌似强大的理论，太多原创者如果健在多半会想修改的理论，太多鹦鹉学舌、别人话语的重复。这些理论，远远脱离实际，对中国文坛的发展，起不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