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大历史
理论来自作品,而非作品来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而恰恰,又只有放回实践中有效运用,才有其价值。于评论家,理论是家底、素养,基本功,是资本的积累,是胸中赖以仰靠的大山。评论家的每次征程,都该在这样的仰靠下出发,将化为大山之石的理论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用以具体作品赏析。理论与评论的关系,如同身体与营养的关系,有个吸收、消化、再生的过程。和任何知识一样,理论知识越多越好。但是,并非知道的就是已掌握的。理论本身有对错之分、有理无理之分,除此,还有合不合你、能不能被你消化、被你取为己用的重大问题。只有被你消化了的理论才是你的;只有适合你的才能被你纳入个人体系的理论才是有用的。那些消化不掉的,融不进的理论,即使再高深,也与你无关,就算借你,你也用不好。而即使是已吸纳融化进你思想认识体系的理论,也不是被你用来照搬的。理有恒存,思无定契。理论是被掌握它的人拿来活学活用的。作为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已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举重若轻,乘一总万地运用,能够的话,再示一定语言艺术的形象性与生动性,赋文学评论以文学丰采。
我们总是重视“学识”,但是我们总是忽视重要一点:文学评论中,重要的不是“学”,而是“识”;文学评论中的“学”,是隐含在“识”中不外露的。这“学”并不仅为书上所学,还包括社会生活所学。当今文坛最大的悲哀是,学有余而识不足。严重的“有余”,严重的“不足”。
一个在写评论时还惦记着学过理论的评论家,绝对是个死板、愚笨、木纳、缺少见地的批评家;一个需要发表独立见解时还惦记着别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企望在别人的见解中获取自信、靠别人的见解支撑自己的评论家,绝对是个不够格的评论家。
被中国文坛激情万丈地敬仰崇拜得足以头昏的夏志清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写文章时是从来不想理论的。这才是艺高胆大、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才是值得大家认真一听、认真一想的寓有真知的话。沈从文的《论郭沫若》,其中没一句别人说过的话,没一句生涩费解貌似深奥的话,但读完文,你会觉得,这人太厉害,他看人看事看文,是往骨头里看的,是看透了本质的,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评论”。有一点很肯定,文学评论中,一个满纸理论的人,一定是个还没搞懂理论的人。事实上,当今中国文学评论中,蜂拥而出的理论已成作者的炫耀定式。我们的评论家中的不少,乐此不疲地忙于开清单,展示自己读书之多、之广、之偏,并将开出的清单作为自己实力的证明。一位着名评论家授人写作之技时曾经这么说,他说:“要多用名家的话,越多越好,越冷僻越好,越难懂越好。”――这是一个老实人,一个老实的滑头人。很多人这样做,但都只做不说,他是又做又说还要授人。
可悲的是,这样廉价的阴谋确实吓倒了许多人,让许多被吓倒的人对之抬起了仰望的头。“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在哪?”“没看懂。”“没看懂为什么说好?”“就因看不懂,才感觉它好。”一段真实、生动的对话。一段很说明问题的对话。如此对话,俯首可拾。有作家说,如今的文学评论不过是些“中心思想”。确实,不少评论说的都是作品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表达了什么,诸如曾被广泛当作真理传诵的“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之类。
这是否也与“统治”文坛的“大”之理念有关?大理论、大评论、大历史、大政治、大文学。彻底抛弃一切的小。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胸中无大之人才会格外爱大?当今文坛,几乎已没文本分析、已没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哪段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局部、整体的关系、与作者的希冀间的差距......太多太多。太多作家想听、读者想听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触动与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评论家真正该做的责无旁贷的事。
中心思想不是不需,而是不能光有。就算小学语文,中心思想前,还得课文分析,分析结构、层次、段落大意,还得做些文字推敲、语言玩味、细节讲解。缺少了这些步骤,凭空获得的中心思想,就算再伟大,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到达的梯子,有没有关系不大,没有或许更好。没有了那样的空中楼阁,至少抽去了一块可以信口开河的平台,不至增添不必要的扰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