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画本身认识高于旁证

八年来，我熟悉的所有专家在鉴定书画方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书画本身认识高于旁证，注重风格研究，包括题款形式的演变。画中他人的题跋，本人印记和鉴藏者钤印、所用纸、绢、绫的质地等等，这些虽都属旁证，但对作品认知的正确性和可靠程度也起到了辅助和强化作用。当书画本身风貌独特，也无题跋和款识，很难辨识其时代性时，旁证就转为决定作用。

对个人风格研究固然是鉴定核心，在谢稚柳先生看来流派研究同样不可或缺。时代风尚来之于个人特性，而个人风貌又为时代风格所规范，二者之间既是师承传脉，互相影响，又互为制约，其辩证关系不啻是书画鉴定的主脉和灵魂。对此，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老先生们再也熟悉不过了且运用自如。此时谢先生反复强调鉴定必须要扩展地去研究。扩展研究的分寸最难把握，其界定范围之广，内涵因素之复杂，不是一般初涉者能够理解、掌控的，特别是排除所谓开门的真假，对那些画家随心所欲的应酬之作，或初期、或转型期、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同之作与那些高水准的赝品之间就有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模糊空间，对这些画要慎之又慎，要用扩展的眼光去把握它们本来就已脆弱的脉搏。鉴定中关键既要看笔道，也要看气息，从中寻找变与不变之间的轨迹，回归到客观时空去设想可能产生的结果，这样才能减少由于主观意念的判断失误而导致书画鉴定的差错。

“还是模糊点为好”

书画鉴定上的代笔之说，颇有争论，所谓代笔指老师忙不过来由学生来代画，老师落款钤印，仅传周臣与唐寅是老师替学生代笔的。鉴定中经常碰到有所谓代笔的，如沈周、祝允明、唐伯虎、董其昌、金冬心包括吴昌硕等，以为董其昌代笔者记载最多，其中沈士充与赵左尤为出名。

唐寅的代笔问题一直为鉴定界争论不休，并动辄疑其为周臣所作而被打入冷宫。我曾写有《关于唐寅的代笔问题》一文，发表于1983年《文物》杂志第四期。唐寅请周臣代笔的最早记载出自明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闻唐六如有人求画，若自己懒于着笔，则请东村代为之，容或有此也。” 何良俊是明嘉靖时人，稍晚于唐寅。据《四友斋丛说》的记载很可能在唐寅生前即有此传说了。而清初人的笔记中所录何良俊原话却删除了 “容或有此也”变成肯定句，从而讹传至今。唐寅的画柔中带刚，灵动飘逸，与周臣的工密苍老，二者之间风格的异同，传世画迹都有展现，是无法混淆的。

对代笔，谢稚柳先生认为，无论传说中唐寅代笔，还是其他人的代笔之说，虽有文献、书信记载，在厘清其是否为真正代笔画，还得以实物为依归。上世纪90年代，我曾赴京多次拜访启功先生，相见甚欢，记得有次刚进门，启先生就跟我说：“现在看画，一开卷，只要说是假的就证明能鉴定，是专家，其实岂是如此简单。现在仿我的字满街都有，他们比我写得还要好，孰真孰假，迨至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看我现在的字，谁还能说得清楚，还是模糊点为好。”看来这就是当书画鉴定仍需凭主观经验为主时最客观的结论了，启功先生与谢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