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国家文物局调集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专家组。前后八年鉴定(鉴定界有“八年抗战”之誉)，行迹中国二十余省市，过目历代书画十余万件，整理出版了大型图目达二十余册，工程浩瀚，而我的工作笔记也积累了将近七十本，一直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如今回忆这段历史，以怀念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及所有鉴定组的老先生们。(注：本文接上期——11月16日博物版同名文章 ) 　

谢徐失和也缘于少沟通

论鉴定组专家，谢稚柳先生年龄最长，资格尤老，他不仅是鉴定家，更是名闻遐迩的书画大家。他又是1962年三人鉴定组唯一健在者，以其精辟见解和论着，特别是用画家敏锐眼光和经验来鉴定传世名迹，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启功先生是一位着名的古文字专家和书法大家，他对古代书画涉猎广，研究深，用学者教授视角去审视每一幅书画，尤以细微缜密的考据见长。以资格论，徐邦达先生在组内颇有威望，他在书画鉴定界问鼎北方数十年，累积了丰富经验，素有“南谢北徐”之称。那时茶余饭后老先生们相互调侃说笑，他总是笑而应答，从不生气。他以对晚辈不遗余力的传授和提携受到大家敬重。以年岁论，刘九庵先生和杨仁恺先生相仿，经验也不分上下。而刘先生之敦厚，杨先生之敏捷，以及他们对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态度都为后辈所敬仰。专家组内，傅熹年先生出身名门，时值壮年，据说很早即随长辈在北京团城看画，记忆极强。他是梁思成的学生，专研古代建筑，并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书画鉴定之中，往往分析精辟、见解独到，与年轻人关系也十分融洽，愿意讲授和分享他的经验。这就是鉴定组最初阵容。

北京的两年，专家悉数到场。谢、徐的失和缘于学术分歧，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少有沟通引起的误解，为此于1987年12月下旬，在天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由谢辰生提议，全体鉴定组人员赴北京开会，其目的除总结、安排工作外，主要是修葺谢稚柳与徐邦达之间的不和。在请徐先生来小组开会之前，谢辰生等都征求过谢稚柳意见，因此会议期间两位鉴定界的巨擘都展现了宽宏胸襟握手言和。应该说，徐先生没能全程参与鉴定组工作使书画鉴定组缺少了一位敢于直率表达意见的专家，不能不说是此次鉴定工作的一大遗憾；而徐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只要有新的认识就不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