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仅在人类理性指明其真实的因果性、而理念成为了(对行动及其对象的)起作用的原因的那种事物那里，也就是在德性那里，而且甚至就自然界本身而言，柏拉图也正当地看出了自然从理念中的起源的明白的证据。一株植物，一个动物，这个世界的有规则地安排好的结构(因而估计整个自然秩序也是如此)，都清楚表明它们只须按照理念才是可能的;表明虽然没有任何个别的生物在其存有的那些个别条件下会与它的种类的最完善者的理念相重合(正如人与他甚至在自己心灵中具有的作为他自己行动的蓝本的人性理念都不会重合一样)，然而那些理念在最高知性中却是个别的、不可改变的、彻底规定了的，并且是事物的本源的原因，而只有事物在宇宙中联结的那个整体才是独一无二地与那个理念完全相符合的。如果我们撇开表达上的夸张的话，那么这位哲学家从对世界秩序的物理事物所作的描摹性的考察提升到按照目的、即按照理念对世界秩序作建筑术的连结，这股精神的冲劲是一种值得敬重和仿效的努力，但它在德性、立法和宗教的诸原则方面，在诸理念虽然永远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表达、但首次使(善的)经验本身成为可能的地方，却是一种完全特别的贡献，这种贡献人们只是由于恰好通过经验性的规则来评判它才没有认识到，而这些经验性的规则的有效性作为原则本来正是应当通过这种努力而扬弃掉的。因为在对自然的考察中，经验把规则提交给我们，它就是真理的源泉;但在道德律中经验却(可惜!)幻相之母，而最大的无耻就是从被做着的事情中取得有关我应当做的事情的法则，或想由前者来限制后者。

在《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理论史的发展》写作中，我还会就康德理论中关于审美的那部分(后来被概括为康德美学)加以论述，此处只以康德对柏拉图的贡献来讨论理论史写作的方法论——其立场、判断及其创造的理由。同样，在这部理论史写作中，我会聚焦康德的理论到最后是如何集中到“艺术是自由”这一诉求，并又是如何让艺术成为卢梭政治学的代码的，所以，在我的这个理论史回顾中，那些所谓的康德美学最终被还原为康德的艺术政治学，而后来的康德美学——其实是审美教，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