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哲学的阐述都有可能在个别地方被人揪住(因为它不能像数学那样防卫严密)，然而，这个体系的结构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却并没有丝毫危险，对于它的概貌，当这个体系新出现时，只有很少的人具有精神上的熟练把握，但由于对他们来说一切创新都是不合适的，则对它具有兴趣的人就更少了。即使是那些表面的矛盾，如果我们把个别地方从它们的关联中割裂开来，相互比较，也是可以在每一段尤其是作为自由谈论写下的文字中挑出来的，这些表面矛盾在信从别人的评判的人眼里就会给这些文字留下不利的印象，但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个思想的人，这些矛盾是很容易解决的。

康德的意思是要将一个词语和句子，放到他的理论结构中去理解，而不要揪着个别的地方不放，这对阅读者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理论体系，才能解决个别地方的问题，当然这需要精神上的熟练把握能力。康德自己对第一版的着作再版的时候为了找到一个更确切的词和句子也是作了很多改动，还有编者也会根据康德的意思，对可能会有歧义的用词和造句进行修正，更有对有些句子中意思完全相反的用词根据康德的意思加以还原。所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写的说明，其实是他的甘苦之言，告诉大家一种阅读方法。不要揪字眼，要从整体上把握作者的思想。当然我进一步说，不要望文生义，要把词语和句子放到理论的结构中去理解。即一个理论家的这段论述，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它的出发点在哪里，针对了什么问题，放在全文中作如何论述的，并与其它的文章构成了什么上下文关系。考虑到这种文献的复杂性，我常在写作中增加引文的字数，既不是引一两句话加以发挥，也不是根据原文改成自己的叙述以显示那种文人才子气，我宁可用笨拙的写法，减少眼花缭乱的关键词，一观点一讨论，将每段引文都置于有限的结构内以求明确呈现理论家的意图。就像有人说格林伯格的理论做得很一般，这主要是针对格林伯格没有像理论家那样作大部头的书，也没有形而上学式的宏大叙事，而只是一篇篇短的评论文章而言的。但思想成果不以大部头书为标准，思想的写作与专家研究的写作是不一样的，尽管思想也需要通过写作的方式;而又有人很轻率地说格林伯格的观点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我认为一个现场批评家而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能这样前后一致实在是一个榜样，现场千变万花，何况我没有看到格林伯格有什么前后矛盾地方，反而是一步步地深入的，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而我在格林伯格写作章节中对其写作历史还原了他的一个理论结构，当然我宁可把它看成是一个格林伯格理论的局部，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