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敦煌学的人，如我们采访的王冀青教授，自然对于敦煌数字化的重要性有切身的感受，那涉及各种极重要的学术资源的共享。

回想100年前，敦煌遗物刚刚引起轰动，敦煌学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然而学者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共享与合作研究。斯坦因、伯希和、沙畹、罗振玉、王国维、内藤湖南、羽田亨等等国际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就材料与观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借鉴与探讨，虽然有竞争，有时甚至颇为激烈，但并没有完全站在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上垄断各自发掘的敦煌遗物及其研究，相反，对学术成果的及时通报与通力合作大大促进了敦煌学在最初阶段的迅速繁荣。当时也还没有数字化工具，但学者们硬是通过临摹、抄写、编制目录、照片缩微胶卷等等（大概可以称之为“原始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广泛的共享。

今天，当互联网和各种数字化工具已经极为发达的时候，共享与交流不是更应该成为敦煌研究的“主旋律”吗？可惜的是，无论我们还是国外的一些机构，对于共享依然存有较大的疑虑。这从王冀青教授在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遭遇（见本报下期刊登的王冀青专访），以及我们所见敦煌研究院对日本学者网络共享建议的“冷处理”，都可见一斑。或许现在谈完全的资源共享确实有些早，但共享是敦煌数字化工程的最终目标之一，我想是没有异议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于我这样的非敦煌学专业人员、普通爱好者甚至一般游客，敦煌的数字化也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就是在匆匆忙忙的洞窟穿行之间被忽略的大量信息，数字化后能够得到极好表现，从而被我们“看到”。前述第85窟和98窟的上部与窟顶就是例子，一般你在莫高窟的参观过程中是看不到或至少看不清它们的，但是在3D的球幕放映厅里，一切都清清楚楚。

更进一步，我们目前还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敦煌壁画的实体做类似意大利《最后的晚餐》那样的全面修复，我们只是在做洞窟病虫害的修复，防止它们继续损坏下去，但还不能复原壁画当年的面貌。但是在数字化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尝试，让游客在虚拟实境中看到那些壁画和泥塑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原貌与盛况，体会它们当年真正的辉煌。带着这样的观感，再短时间地穿行于洞窟之间，我想所得一定会大大多于现在走马观花的匆匆一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