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秦岭云艺术专栏  

在已经成熟了的民族壁画基础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创造性地迎接、吸收并融化了来自印度、大月氏、西域诸地的宗教美术，打开了中国壁画艺术新的篇页，为我国绘画的多样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后汉明帝刘庄的推动下，佛教及其造形艺术于公元67年顷，在中国黄河流域洛阳白马寺撒下了第一颗种子，很快就获得了滋蔓成长的条件。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中，佛教在中国风行传播，上下崇信。全国的重要城市，如洛阳、平城、金陵、扬州、武昌各地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宏丽的寺院，仅豫西伊、洛一带就有千余寺。着名的敦煌莫高窟也于公元366年开始营建。这些宗教建筑，给壁画的继续发展，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约于公元6世纪顷，外来的“凹凸画法”曾一度在西北和江南各地流行。从此，本土画风与域外画风逐渐融合，宗教化的题材与礼俗化的题材齐头并进，形成壁画史上丰富多彩的新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有许多着名的士大夫画家也都怀着兴奋和荣幸的心情，身人寺院和民间艺人们一起进行壁画创作，像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瓦棺寺的壁画，群众为了欣赏他画的“维摩诘”，一会儿工夫，乐捐百万钱，可见当时壁画艺术的群众基础是如何广阔。南北朝时，永嘉、江陵、会稽、吴郡、昆山、润州、江宁、江都、邺中、长安各地的寺院中，都有名家壁画之作。仅以《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世说新语》、《太平广记》诸书部分的记载看，这些寺院中的壁画有一部分就出自着名艺术家顾恺之、史道硕、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和刘杀鬼、王奴儿、刘乌贼(后三人可能是民间画工)的手笔；宗炳、张僧繇还在壁上画过山水、鹰鹞，为壁画题材的多样化、世俗化、抒情化开拓了新的天地，为中国山水画、花鸟画进一步的成长作了创造性的尝试，也为唐代山水、花鸟题材的壁画及屏障画作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