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冯远艺术专栏  

不能不承认，日本民族具有极好的胃纳。它善于吸收，又善于改造人类有价值的文明为己有。对于一切外来的文化抱着坦诚、好学的热情，“对世界上新鲜的东西，总要好奇地拿来研究一番”，改装一番，革新一番。④其肠胃卓越的消化功能似乎足以同化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四面环海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有限的岛国环境迫使它们必须持开放兼取的姿态，背对背站成一圈，依靠内部的团结顽强奋斗以图存求生。诚如一位日本财阀所云：“……开放和引进如同日本的经济与外界血脉流通，一旦列强关闭了‘资源’血脉管道，日本就活不下去。”可以说，学习他人以自强的忧患意识缠绕者世世代代的日本人。

不难想象，日本民族当年学习古代中国文化是抱着如何心悦诚服的热情，他们谦逊地认为“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日本文化”，“中国绘画是日本画的母体”，等等。⑤同样，在学习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西方现代文化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谦虚好学精神。他们在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方面比中国早了三四十年，与欧洲的接触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16世纪，就连本世纪初中国接受西方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也还是通过日本转口的。也许与中国文化相比较日本本土文化属于庶系旁出的缘故，因此日本人虽曾十二分景仰诚服中国文化，却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割舍不断的“恋母情结”。同样，现代西文化在日本人眼中也仅是“器”、“用”关系。艺术毕竟是一种形而上精神性占主体地位的文化行为，而技艺、材质乃至外在形式都是可变异的表象。日本绘画这只“朝秦暮楚”的小鸟，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树上支起了巢，又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大树上筑起了窝。它尽享了两株大树所赋予的福惠，却通过自身的遗传基因孵化出了属于自己的后代——现代日本画。这三重因素嫁接而成的果实必然是日本的，又是现实的。而今它早已是子息繁衍、家族兴旺，令东方和西方刮目相看了。

1989年，三木多闻对夏硕琦说：“日本提倡‘和魂洋才’的精神。”夏答曰：　“中国提倡‘洋为中用’”⑥夏氏认为两者的话颇为“神似”。然而日本人拈出了个“魂”字乃指立足于日本精神。精神者，理应包括本土民族传统精神，更应包括现代日本精神，其次是“才”的引入吸收。这比起以“用”为主的提法要更切近了精神的主导性。“古为今用”也罢、“洋为中用”也罢，离开了民族的现代文化精神，何从附焉?中国艺术家主张立足传统，放眼世界；日本艺术家则提倡不墨守成规，又尊重传统；同是艺术发展的两个途径，但是侧重面不同，结果则相去甚远。因此，现代日本画作为一种不断走向成熟、完善的文化模式．接纳各种可供参考的东西，并倾向于吸收各种不相容的因素，以便把它们结合成为具有多种涵义的综合体。这可能是一个具有独特面貌却并不排外的永恒的模式，一个吸收或影响他人而自身却不为任何先天规范所左右的模式，一个把多种文化结合起来但却自身缺少必然联系或紧密联系的模式，一个纯粹的日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