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三年，文化重生。灾区的重建，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发现、文化的传承。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各大极重灾区，踏访文化重建项目，探寻文化传承脉络，见证文化崛起奇迹。即日起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从悲壮走向豪迈：文化的力量”，敬请垂注。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全省共有3000多件馆藏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去年3月起，我省启动灾后馆藏文物抢救修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星堆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承担起这一重任。目前，已有2000多件受损馆藏文物获得修复。今年5月12日前，省文物局将举办“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成果展，部分修复馆藏文物将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

修复的精细，一般人不可想像。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记者见到修复师冯陆一坐在工作台前修复一件灰白色的陶酒罐。“陶片有点变形了。”他先用电吹风将陶片吹热，再用锉子打磨茬口边缘，然后用胶水涂抹茬口把陶片与罐体粘接上。陶罐大约只有10厘米高，很小巧，极难用手去固定。于是，冯陆一把热用胶拿到酒精灯上加热，一会儿胶汁流出，他连忙涂抹到刚粘接的接口表面，增加陶片的稳定性。把陶酒罐放在一边等冷却固定，冯陆一又拿起一件修复了大半的扁陶壶。这件扁陶壶只有一个表面还未修复完，形成一个破洞。冯陆一小心翼翼将左手中指伸入洞中，支撑起要粘接的陶片，同时用右手将陶片固定在裂缝上。一小块一小块的陶片就这样拼接好，破洞越来越小，手指再也不能伸进去了。“现在修复的是江油李白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有60多件。”冯陆一告诉记者，最早启动修复的是青川县文管所的馆藏文物，共120多件。接下来，还要修复三台县文管所、中江县文管所的文物。

冯陆一的印象中，青川县文管所的青铜蒜头壶，大大考验了一次他的技术。青铜壶的铜片很薄，壶颈以下的部分严重变形、残缺，肩部残破程度尤为严重，根本无法焊接修补。反复研究后，冯陆一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先将壶颈取下，然后把黄泥塞入残破的壶体中，使壶体固定。壶内有了支撑物，再把碎片一点点用胶水粘接。等整个壶体粘接好后，再把黄泥从壶内取出，又把修复好的壶颈与壶体进行拼接，最后还要用矿物原料将青铜壶的表面做旧，才算大功告成。

修复师要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手术刀、钳子、榔头、锯子、剪刀、自制的竹片等，“更多的时候是就地取材”。孙杰举例，有的器物发生了变形，就需要矫正。“瓷器矫正特别麻烦，青铜器可以依靠机器，瓷器不行。”这是因为瓷器在固定过程中不能损伤釉面，而瓷器又比金属硬，没有延展性。修复师们就用胶带或者橡皮筋将粘接好的瓷器捆绑起来，如果器物大，还要用多根橡皮筋捆绑，有时要用支撑垫和细铁丝，使瓷器自然恢复弧度。除了传统办法的运用，文物修复离不开现代科技。韦荃告诉记者，修复青铜器之前就要用X射线能谱分析、扫描电磁能谱分析等多种仪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锈蚀情况分析。“通过分析铜、锡、铅等金属的比例，研究青铜器的锈成，再判断是属于有害锈还是稳定锈。”

“如果在检测中发现有氯离子，就说明青铜器上的锈是有害锈。”韦荃说，这种锈有传染性，能通过空气传播，会将青铜器完全腐蚀，所以在修复前要用化学方法彻底清除。“最短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是稳定锈，则不会影响青铜器的形状、结构、纹饰等，那么在修复时就需要保留下来，甚至在修复完后要将青铜器做旧。“因为锈也记录着文物的历史信息，可以为文物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记者看到修复师用机器在受损瓷器茬口上轻轻打磨，修正碎片的变形。孙杰说，有的瓷器碰撞后形成裂缝，却又没裂开或断开，很多细小的碎渣就夹在裂缝中。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将瓷器放入蒸馏水中用超声波进行清洗，将碎渣完全清除，再修补裂缝。修复完的瓷器还要进行仿瓷处理。此次馆藏文物修复除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外，还运用了可辨视原则与可逆性原则。这意味着，所有修复的馆藏文物，“远看一致，近看有别”，这是修复师特意留下的修复记录，修复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也是可逆材料，当文物在固化过程中出现问题，或是今后要重新修复，都可以取下本次修复的部分重新拼接。

阳光透过窗户，一个约60厘米高的清代朱砂花瓶，釉面在光影中泛着光亮。伸手轻轻抚摩，表面光滑，很难找到修复痕迹。“这是苍溪县文管所馆藏的，修复前断裂成两截，现在拼接完成，还有小缺口需要修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孙杰笑着说。一个个白色塑料袋中，装着大大小小的陶片。孙杰站在工作台前，从其中一个塑料袋中取出几块陶片，比对拼接……3月31日，记者走进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目睹了这一幕。在孙杰等人修复的这批受损馆藏文物中，要数茂县羌族博物馆的最多，有900多件，其中800多件是陶器。茂县羌族博物馆的馆藏陶器主要为营盘山遗址出土，代表着岷江流域早期文物，对于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有双耳陶罐、尖底杯、尖底盏……陶器的器型相近，尤其以灰陶双耳罐居多。每个塑料袋中的陶器碎片，并不一定是同一器物的，孙杰说，“灾后参加抢救博物馆文物的，不可能全是专业人员，把不同文物的碎片装入同一个塑料袋是可能发生的。”因此，修复人员还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排除非同一陶器的陶片，难度罕见。而以前文物修复，“比如墓葬中出土的陶器，考古工作人员在现场发掘时就将同一个陶器的碎片装入一个塑料袋，修复起来会容易得多。”现在，只能通过陶片的胎质、形状、颜色、厚度来将判断哪些陶片可能是同一件器物的，再根据陶片的茬口初步拼接，确定好陶片的位置后一一编号，然后才能进行修复。可还是有麻烦。“平时，考古出土陶片如果不完整，还可用石膏把缺失的部分修补上，从而使器物完整呈现。”孙杰说，但是这次的修复只能找到多少，暂时修复多少。因为缺少的部分有可能在其他塑料袋中，要等待整理时的再发现。而最后找得到，找不到，如何处理，“还要再听考古专家的意见”。如今，孙杰才整理出几十件陶器的碎片。最小的红陶杯，口径只有5厘米，摔成了7块。孙杰大概拼接了一下，口沿上还缺一部分。而在一个塑料袋中，光是杯瓶的口沿，她就找到3种类型，“这说明至少有3个陶器碎片混合在一起了”。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现场，记者看到一个不大的扁陶壶，摔成了50块碎片，还有一些细小的装饰至今未找到。“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修复师要从塑料袋中一点点去找，碎片又小、又多、又密，大大增加了修复难度。”“灾后馆藏文物修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韦荃如是说。

据省文物局统计，“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全省有3000多件馆藏文物受损，涉及都江堰、绵竹、什邡、广汉、中江、三台、江油、青川、茂县、仪陇等多个县市的文博单位。主要是因为搁置文物的柜架倾倒，相互碰撞造成的，受损的多为青铜器、陶器、瓷器，有极少量玉石器和铁器。

“时间紧、任务重。”参与本次灾后馆藏文物修复的专业人员都这样说。早上9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9点才收工，节假日还没有休息，“我恨不得能长四只手。”孙杰打趣道。我省文物修复专业人才只有40多人。为了顺利完成大批量的灾后馆藏文物修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星堆博物馆都抽出专业人员参与，退休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也回到第一线参加“战斗”。能否修复的同时，给基层培养专业人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三台县文管所有160多件文物需要修复，其中110件是陶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在三台县文管所建立了文物修复室，将修复师樊斌派到三台去。“陶器运输比较麻烦，碎片又多，而陶器修复要比青铜器、瓷器又简单一些，工艺不那么复杂，容易学习。”樊斌说。

三台县文管所两名工作人员既是助手，也是学生。起初，樊斌让他们看自己怎么做。几天后，樊斌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粘接、如何补配、如何打磨修型。去年中秋节，樊斌也没回家，呆在三台修复陶罐、陶碗、陶俑、摇钱树底座……一件件陶器在他的手下恢复了旧日模样，两名工作人员也顺利 “出师”，能独立进行陶器修复了。同时，修复师们还给文物建立起修复档案。“相当于人的病历”，韦荃说，这是文物在特定时间段的保存修复状况记录。记者打开文物修复档案，里面有文物的照片、名称、送修和承修单位、文物编号、文物质地、清洗时间、修复工艺、文物破损情况、文物检测结果、修复使用材料等内容。如青川县文管所的四耳提梁壶修复档案中，上面记录着：“高8厘米、重1550克，2010年8月20日完成清洗”。文物的破损比较严重，“铜质较差，变形严重，整个器物的腹部四周有多处被敲击形成破洞，口沿有一条裂缝，使口沿裂开。腹部有一条长约20厘米的裂缝，使器物一分为二，提梁缺失。”修复工艺则使用了清洗、拼对、粘接、焊接、补缺、做旧。韦荃说，如果文物要参加展览，修复档案也可以为布展提供依据，设计人员可根据档案记录来考虑展陈地点的光度、温度、湿度等条件。“修复的馆藏文物是成果展的一大亮点。”在三星堆博物馆，担纲设计“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成果展的广汉市文物局副局长朱亚蓉告诉记者。本次展览，将通过实物和图片以及多媒体手段来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