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日前终于掀开面纱，开始对散客开放。在为国博新貌感叹的同时，细心的观众却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镇馆之宝“司母戊鼎”已悄然更名为“后母戊鼎”。对这件国之重器的传奇历史，许多人耳熟能详——1939年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一经出土便引来不法商贩和日本人的垂涎、几经波折斗智斗勇才留在了河南、在许多国宝迁往台湾时却因为其体态的“巨大”安然无恙地留在了大陆。

“司母戊鼎”的命名，公认是郭沫若先生所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着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这一命名也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但后来也有文字学家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理论上，这两种解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不过，部分学者虽然认同新的名称，但觉得改名成本较高，涉及问题多，所以持保留态度。对于大众来说，容易产生疑问的则是：这么一个国宝级文物名字变更，是否需要有一些程序?是否需要经过专家集体论证、权威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考古界，给文物定名有两种形式：一是文物发现后，召开学术座谈会，二是学者们在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公开讨论。在讨论后，达成共识，名称便被广泛采纳。换句话说，在很多时候，文物的命名并非要召开专门发布会。所以，国家博物馆重新开馆，对大鼎更名，也属正常。他们应该已经广泛征求考古学家特别是古文字学家的意见，才做更名决定的。

尽管如此，对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物进行更名，还是应适当考虑大众的感受。业内人所共知，外界却未必知晓，有关部门还是应及时做一些解释工作，让科研成果更好地普及，避免引起误解、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