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埃及一样，中国圆明园也正在启动一项“大规模”的海外流失文物调查行动。说是“大规模”，其实就是一个成员不过9人的团队，包括5位专家和央视《国宝档案》摄制人员。之所以被解读为“大规模”，大概与工作的开创性有关，这是圆明园罹难149周年以来的首度专家调查;可能与调查覆盖区域有关，据说要走遍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重要博物馆;也可能与圆明园管理方的献礼期许有关——“希望明年圆明园罹难150年时，能顺利建立流失名录”，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如是表白。这些年来，期盼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声浪日益高涨，特别是年初的圆明园兽首回归事件，更以无与伦比的爱国主义标签，激发了很多人的期待，很多人将文物的回归与百年雪耻、大国崛起语境联系起来。然而，再浓郁的情绪也不能替代坚硬的现实，仅仅拘执于受害者心态，并无补于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

此外，既然涉及圆明园文物“摸底”，那么还应该厘清一些模糊的历史常识。比如说，圆明园的罹难过程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一次毁弃，而是连绵不断的遭遇破坏。百余年来，圆明园经受了数不清的伤害，每一次伤害都伴生着文物的流失。公众熟知1860年8月英法联军对圆明园文物的野蛮哄抢，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的可耻劫掠。除此两次毁灭性劫掠之外，辛亥革命后，国中军阀、官僚、政客大量盗走园内文物;“文革”期间，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擅自搬取圆明园内石件。可见，圆明园文物大量流散至世界各地，不仅仅来自外来强盗的掠夺，更有国人的趁火打劫。这一点尤为令人痛心，然而却是无法否认的史实。也因此，调查摸底似乎不应仅限于海外走访，也该同时在国内展开调查，看能否摸清一些文物流失海外的线路图。果如此，既是对混乱历史的解释，也是对公众信任的交代，更可一定程度上斩断黑手，遏止中国文物的进一步流失海外。

西方博物馆和机构出于某些原因不愿悉数提供文物资料外，就是流失文物浩如烟海，很多东西没有记载，无从找起。另外，有许多皇家文物无从认定其当年是存在故宫还是圆明园。另外，还有一些可以预见的困难，即部分机构不让拍照、不让查资料。另外，部分文物无法说明到底是不是圆明园文物。除了兽首这样具有明显标志的文物外，一些皇家文物无从认定其当年是存在故宫还是圆明园。

对于我国追讨文物的难度，我们理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现有国际公约大多是无牙老虎，对百年前的掠夺文物行为并无追溯效力。作为必要之恶的诉讼时效，其存在更强调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维护现状的考虑压倒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相关公约对未签约的西方国家更无拘束力可言。但是，西方博物场馆也会采取办法对付中国追讨文物举措，据法新社消息，欧洲一些博物馆所做的反应是“不紧张”，世界上馆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大英博物馆发言人威尔逊说“我们没什么可隐藏的，我们乐意同前来的任何人展开充分的讨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记得很多年前一位在卢浮宫工作的朋友说过，卢浮宫、集美、大英博物馆这样藏有大量外国文物的欧洲博物场馆，最怕原属国追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既被动又麻烦的事情。

外国博物馆样应对中国文物追索早有一套“盗亦有道”的办法。简单总结来说，第一是“藏”，许多欧洲博物场馆，馆内长年陈列的中国文物其实很少，仅以大英博物馆为例，该馆新闻官曾透露：九成的中国珍贵文物都被封闭收藏了，大英馆有10个左右的类似储藏室存放中国文物，极少对外公开，怕查有实据被中国追讨。所以藏而不露，这该是西方博物场馆应对文物追讨的“上策”。第二是“拖”，一些博物场馆，对追讨方已然了解的文物，往往采用“拖”字诀，既然你明确追讨，那我也承认，态度诚恳，手段巧妙，就是“拖”，一拖二、二拖三，想“拖”得对方筋疲力尽，自生自灭完了。第三是“赖”，这是西方惯用招数，以埃及追讨帝王谷内丢失的壁画为例，1980年埃及南方卢克索着名帝王谷内芙蓉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的装饰壁画丢失，其中4幅被运出埃及。卢浮宫在明知其为被盗文物的情况下仍然购买了这些壁画，并且拒绝埃及提出的归还要求。他们说，我们无法证明这是偷盗来的文物，这一仗就打了三十年，直到近期，埃及各方施以极大压力，两处杀手锏，如果法国不归还所追讨的文物，就停止一切考古合作项目，法国才被迫答应退回这些稀世珍宝。

作为追讨文物方，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我个人觉得，必须政府、外交、文物管理，海内外舆论通力合作，才能达到追讨效果，比如文物管理部门为先锋，政府坐镇，外交部分协调，启动海内外舆论表现人民声音和国际民主思潮，彼此呼应互动，多项合作，这样有备而来的话，胜棋的几率就很大。第二、有必要的时候，成立专门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委员会，通过此委员会颁布法规，禁止世界所有主要博物馆获取或展示被偷盗的中国文物。从目前来看，在追讨文物上，国际相关法律欠缺，要想失主不立规矩，小偷是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偷来的东西是赃物的。而且，西方人敬畏法律，这样做至少可以在西方民众中得到正义方的支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对持有追讨文物的国家产生约束力和震慑力。

第三、积极与国际同行取经，获取宝贵经验，这方面，埃及经验最为可贵，也最为实际。尤其近年，埃及政府在追讨文物方面，无论手段、方式、还是态度，都令西方国家闻之生畏，这对中国追讨文物是一面镜子。第四、中国人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比如历史上最长的追索文物是埃及花了166年向英国追索一段狮身人面像的胡须。它早在1817年，被一个西方殖民者掠夺来，送给英国皇室表示“忠诚”，这段长75厘米、直径约40厘米、重达400公斤至500公斤的胡子，后来长期“存放”大英博物馆。埃及坚持向英国提出归还这一文物的要求，但英国多年来执意拒绝。直到1982年，埃及文化部长访问英国时，再次正式提出追索要求，英国无迫于国际压力，才答应物归原主。这是国际文物追索史上历时时最长的追讨成功范例，也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借鉴。它告诉我们，追讨海外流失文物任重道远，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虽在追讨文物的道路上，波折不断，苦难重重，但是只要前赴后继，契而不舍，就必定能够成功。

这两天西方媒体报道，他们说欧洲多国博物馆对中国追讨文物的举措感到紧张和担忧。紧张是心虚，担忧是怕自己的强权地位衰落而影响国际形象。但对我们中国来说，追讨遗失文物是早晚要走的必由之路，就像季羡林先生生前所讲的：“这些海外遗失文物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问题是，我们才刚刚准备派出几个小分队，西方就开始感到紧张、担忧了，大规模海外寻宝之旅不久的将来终会启程。那时候，才是真正对西方自我标榜的所谓人权、平等理念的最大考验。还是海外华人说得好：“慢慢来吧，如果对方感到紧张，就证明中国肯定做了对的事情”。

艺术无国界，艺术品有国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报告《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他的创造者》重申：一个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遗产。这些被剥夺了文化遗产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权要求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民族文化艺术的珍宝。此言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