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在近几年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迅速成为拍卖行中的明星之后，其价格在金融危机之时又飞流直下;在亚洲，许多城市开始举办双年展、艺博会等大型艺术活动，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个美术馆、画廊，以及艺术基金开始扎根这片土地，新锐私人藏家正在崛起。什么才是收藏亚洲当代艺术的最佳经济模式?今年9月，这个问题将成为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的重要问题，独立策展人、批评家侯翰如日前在上海就此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艺术博览会与拍卖行，多数人关心的都是成交量与成交价，很少有人关心这些作品卖出后究竟去了哪里，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社会，如果最好的艺术创作不能够被一般的观众、专业人士接触到，只是作为有钱人的玩物，是很不健康的。这个可能也涉及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当代文化的公共记忆如何保存。”

对比中西方博物馆资金来源，美国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由私人资金支持，在欧洲，国家或者公共资源来支持博物馆收藏是个传统。侯翰如认为，在亚洲，这两种模式的传统似乎都没有基础，需要有新的办法去建立一个收藏模式。

访谈

早报：您刚才提到文化身份认同的话题，您怎么看待这座城市在面对文化身份认同时的处境的?

侯：现在上海处于一种努力建造自己的过去这样一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在想象一种可能跟过去有关系，但是不一定回复过去的这样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或者形象，把我们今天对上海的黄金时代的想象的样子重新做出来，去寻找一段过去被抹去的一种记忆。这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但是这种不自然可能正是推动上海很多地方往前走的动力。但是，我觉得回复到过去的上海是不太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发明另外一个东西。

早报：您做过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光州双年展等，而现在的双年展遭遇到“越来越体制化，缺乏对当代的批判性”的质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侯：在这个时候要考虑怎么把自己变成反对派，就是说先把水搞浑。我说的反对派并不是把自己变成敌人或者把对方变成敌人。越是体制化，越要解构，把更复杂的元素带进去，这样就可能给有批判性的东西一些可能的空间。既然是体制，也是空间，结构，这个结构里面有很多的方面和可能性，你怎么利用这个不让这个结构僵死，让它可以不断地变化。

早报：很多人用一种国际金融的东西去解释这种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比如说像徐冰、蔡国强，他们有出国经历，然后再回中国寻找新的艺术灵感。你觉得形成这样一种群体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侯：他们不得不被这个制度所推动，虽然他们并不是想要回来。有的人已经获得了某一种程度上的成功，但他想要更多的成功，这有点像上海以前说的“冒险家的乐园”。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衣锦还乡”。实际上，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影响太大的话，可能跟他的艺术也没什么关系，倒跟时尚界可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