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版刊登了《西安，距“博物馆之都”有多远》，并列举了近年来各地热衷“博物馆之城”建设现象，引起一些热议。许多人认为，西安作为文化历史古都，要建“博物馆之都”，尚属情理之中，而对一些城市却不以为然，认为提出“博物馆之城”建设口号是不顾自身实际的“大干快上”。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再刊发这篇记者观察，与大家一起分析这股热潮背后的喜与忧。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末是中国博物馆建设的两个高峰，那么开始于新世纪的博物馆建设，可以算是第三个高峰。通过网络查询，就会发现，现在全国一年正在筹建的博物馆就有上百座，这意味着差不多每3天就有一个新博物馆开始筹建。一些城市提出要建“博物馆之城”，正是这轮高峰的代表性宣言。对于一个有9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和2000多万件可移动文物的中国来说，目前分布于全国的，共有2970多座博物馆。平均6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数字，距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借此大兴土木，一拥而上，纷纷建设“博物馆之城”呢?

通常情况下，一个市级博物馆的投入均在两三亿元左右，如2006年10月开放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投资4.2亿元人民币。至于省级博物馆的费用就更高了，像2005年12月投入使用的首都博物馆新馆，建筑工程投资为7.8亿元。山西博物院占地168亩，总投资近4亿元。而一座博物馆的建设，从立项到竣工要用3到5年的时间，再经过半年的布展和试运营，才能正式对外开放。

如果在短短3—5年内，打造拥有上百所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城”，在资金和时间的花费上，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即使博物馆建好了，也还有其他的支出，比如文物的征集。以苏州博物馆为例，该馆一年的文物征集费用是300万元，但一年下来，征集到的文物及艺术品不足20件。这对于一个硬件设施完备的博物馆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博物馆的公益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博物馆毕竟不是慈善事业，不能单方面依靠政府解决所有的开支需要。而且一个城市的财政用于支持博物馆的，终究很有限。第三次博物馆建设的高峰中，最显着的特点是民营博物馆增多，一些城市建设“博物馆之城”想必也得依赖民营博物馆的蓬勃发展。但现在的民营博物馆多数还处于自我谋生状态，还得依靠办各种商业、半商业展览勉强度日，并不具备博物馆应当具有的“公共性质”，离开展公共教育服务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对于博物馆建设，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拓宽投资渠道，要建立相关的资金，但这些制度的建设也不是一日可以解决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没有一部博物馆立法的条件下，何谈博物馆的大建设?

中国的博物馆在短短30年的时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一些博物馆“名不副实”，用量多质不高来概括并不过分。事实上，目前不同城市的专题博物馆重复率非常高。许多城市都有茶、酒、中医、钱币、戏曲博物馆。与其各市争着做多，不如大家联合起来做大。曾有专家提出，博物馆的发展，可以做加法，也可以做减法。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莫不如此。所谓减法，就是实行必要的合并。比如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就合并为国家博物馆，吉林省的博物院也是由省博和省近现代史博物馆合并而成的。一个城市博物馆实力的强大与否，单看数量上的增长是不行的。很多新建的博物馆硬件较先进，但由于展品欠缺、定位雷同，迟迟不能对外开放;不少县级博物馆没有库房，基本陈列陈旧单调，几乎不能正常对外开放。

而且，博物馆中文物的保护，需要运用多种现代和传统技术手段。比如，金属、纸张、漆木、丝织类文物和动植物标本等都需要专门人员保管处理。这对博物馆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挑战。中国目前有40多所高校设立博物馆学专业，一般各个学校招生规模在20名左右。每年毕业的本科生800名，硕士生也大致在100名左右，加起来900名上下，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的博物馆建设的需要。

博物馆毕竟不是简单的盖房子。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重点博物馆往往会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所以，与其“粗制滥造”地修更多的博物馆，不如想法让更多的民众多去几次现成的博物馆，或者先把现在的博物馆改造好、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