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战时首都重庆不但给了徐悲鸿一个新家，还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和《巴之贫妇》等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国画名作。其中《巴人汲水图》在2004年更是创下1650万元的天价。《重庆读本》在编辑前述文字的时候，另加了一个小标题，叫《情定磐溪》。磐溪就在江北大石坝的嘉陵江边上，是抗战期间徐悲鸿在重庆居住的地方，也是徐悲鸿与廖静文相恋并结合之处。

虽然记者曾不止一次到过磐溪“徐悲鸿旧居”采访，但上周再去，还是颇费了些周折———原来，前往磐溪的小路已被一个巨大的工地阻隔，只能从大石坝九村车站旁的一条小马路进去，在一栋栋密集的住宅楼之间，差点就错过那栋曾熟悉的小楼。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廖静文曾经回忆这里：“有宽阔的院落，中间有座亭子，内置石家的祖宗牌位，两侧是两座两层的小楼，隔亭相对而立。小楼全部是木结构，制作粗糙。但在战时的重庆，这已是难觅的佳园了。周围有黄葛苍松，梅竹掩映，十分幽静。”

如今，这里早已没有了亭子与另一栋“相对而立的小楼”，在“旧居”临嘉陵江那面的山墙上，有两块分别立于1992年和2001年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说明“徐悲鸿旧居”在重庆直辖后，已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旧居”正面的砖柱上，还有两块蓝色标牌，分别写着“江陵7—043幢”和“固房207”的字样，说明这房屋是原重庆江陵机器厂(1995年合并到长安公司)的，至今还是原重庆江陵机器厂的职工宿舍。住在二楼的一位退休阿姨告诉记者，早就说要搬迁，就是一直没有动。院坝下面，是一排“石室”，据资料记载，这里原来是徐悲鸿的画室。“石室”前面，原来是房东家的祠堂，1942年徐悲鸿从云南回到重庆时，就曾准备在这里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

 

从1942年到1946年，徐悲鸿在这里度过了四年时光。这四年，徐悲鸿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他以现款100万元、古画40幅、自己的作品100幅及每月收入的一半，作为儿女抚养费的“代价”，与前妻蒋碧微离婚，并于1945年1月与比他小28岁的廖静文结婚。

徐悲鸿和廖静文的婚礼是在七星岗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证婚。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诗祝贺———

 

　　嘉陵江水碧于茶，

 

　　松竹青青胜似花。

 

　　别是一番新气象，

 

　　磐溪风月画人家。

新婚后的徐悲鸿是愉快和幸福的。他不止一次地对廖静文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最珍爱的东西都送给你。”徐悲鸿决定把他十分珍爱且比较满意的一些作品，全部送给廖静文，写上她的名字。后来，廖静文将这些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记者看到，许多画上都题写有“静文爱妻保存”的字迹。

抗战期间，还是徐悲鸿创作生涯中的收获期。早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徐悲鸿就随中央大学内迁来到了重庆。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和《巴之贫妇》等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国画名作。1943年3月，徐悲鸿在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国画、油画、素描作品百余件，三天参观者逾三万人，轰动山城。

有一个故事，从一侧面说明了徐悲鸿在渝期间创作力的鼎盛。

那时，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办出版社，但苦于缺乏经费。李公朴教授出主意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很高兴，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磐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着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组织好编委会，并再次来到磐溪。徐悲鸿立即拿出2000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还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这家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的确把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着和国内进步书籍拿来出版。在重庆坊间，还流传着徐悲鸿每月三张画抵房租的传说。我们虽然无法考证传说的真伪，但至少可以推断，徐悲鸿在渝期间，的确留下了大量画作，这既是他“创作高峰”的成就，也是他为当时生活所迫的结果。而在客观上，也使重庆成为徐悲鸿作品民间收藏的“富集之地”。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重庆的许多地方都还可以见到徐悲鸿作品出售，单幅价格都在1000元以下。1999年，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一场拍卖会上，重庆藏家的一幅《巴人汲水图》(该图共有两幅，另一幅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以120万元成交。2004年，在瀚海公司成立10周年的拍卖活动中，《巴人汲水图》更是创下1650万元的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