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融合”——时代催生的伪命题

中西绘画的融合问题，在二十世纪成为显学，有着其历史必然性。但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刻意强调“中西融合”，使得这一问题往往会背离绘画本体的感官体验，走向目的化的主观预设，并进而使得融合走向概念化，难以真正地在中、西之间获得融汇式的图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观预设式的中西融合，就绘画发生的角度上看，本身便是一个伪命题。或许，如此论述“中西融合”会带来反问：中西融合的探索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都广泛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论其伪?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论述方式是二十世纪简单化“二元对立”的产物。为什么要“中西融合”?因为首先有一个中、西对立的图像系统存在，那么在中国国家命运多舛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个所谓对立的西方体系，中国画就需要进行一种碰撞之后的反应。于是乎，“中西融合”成为合乎自然的表述结果。就逻辑而言，它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在于，产生这一结论的前提——中、西绘画可以成为两个封闭、对立的图像系统，却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说，将中、西视作封闭、对立的视觉谱系，就自然会带来一个结论——体系内的差异必然小于体系之间的差异。但梵高的笔线性造型与董其昌的结构化空间之间的差异，就一定大于梵高与安格尔之间的差异?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所谓中西两个封闭、对立的图像体系，内部都存在着丰富、复杂的视觉经验，而习画者往往会根据自身的视觉理解选择自己敏感的图像经验，并进行消化、修正。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刻意对立中西，并在对立中寻找融合，就不免会简单归纳中西各自的特征，从而忽略了它们内在谱系的复杂与丰富。比如将西画简化为写实，将中国画简化为线条，便出现了五十年代之后所谓结构加线条的水墨写实传统。该传统迎合政治述求之后，成为了今日中国画最大的“庸俗主义”陷阱之一。面对如此融合，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丧失了传统水墨典雅的意致、情境，同时只是西画写实的简单引入，它作为绘画自身在视觉体验的细腻感受与历史推进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

当然，如此表述并不是要反对中国画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画因素。问题是，当我们吸收西画因素时，是不是抱着平和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学习“四王”时，发现唐宋绘画元素可以改变“四王”，于是根据自身视觉经验的敏感，选择一些元素修正自己习惯的视觉表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会将学习、融合的两个对象视作两大对立体系，我们只会根据表达的需要以及自身对于视觉的敏感度加以选择。那么，当我们强调“中西融合”时，是否也能采用类似的心态?仅将西画当作一种新的视觉表达方式，通过自身视觉敏感选择某些恰当元素，并融入以修正自身的视觉表达，而不是以一种预设的历史目标，带着沉重的使命感，试图革新?因为这样做，绘画就会变得过于沉重，同时也会背离视觉感官的层面，以一种理性方式简化我们所面对的感性对象。结果，自然会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