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冯远艺术专栏  

记者：您的绘画作品线条自由、灵动，造型严谨，色彩丰满，画什么都地道，画风基本保持了写实主义与文人画相结合的状态，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这种风格的呢？

冯远：这也是我经过很长时间选择的结果。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开始多少有点盲目，后来我觉得所有的技法最终还是应该为内容、形式服务的。只是掌握并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中那些基本要素是值得保留的，除非你不用中国的纸、笔墨作画，用颜色画。只要用墨，就有对用墨的评价标准。凡是那些被代代传承下来的东西，在今天也一定有它的特殊意义。

按照我基本的绘画思路和个性，一方面喜欢历史，另一方面又希望以绘画再现历史，这就要求对人物的造型刻画要有很强的基本功。我的表现技法是在严谨中追求一种宏大精神，展开空间想象的自由，表现在线条上的一种舒展。如果你造型严谨，线条运用也很严谨，作品就容易死。实际上，严谨的造型要比表现飞动流畅的韵律感更见功夫。

浙江美院的中国画教学注重以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笔墨传统作为专业教学的基本要求，对笔墨技法很讲究。进入浙江美院学习之后，严谨的训练和必须具备的能力使我很自然地想把现实主义的题材和文人画的笔墨精华结合在一起，否则你就难以被接受，作为一个教师，这也是最基本的专业立身条件，否则你又怎么去教年轻人。

我要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刻画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肯定要吸收一些素描因素，这要求你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传统文人画的笔墨追求灵动和变化的丰富性，这两者是一种矛盾。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我是这样看的：所有的技法应该是为题材内容服务的，我不赞成用同一种技法去套不同的题材，反过来特定的题材也应该用特别的技法来表现。尽管我在浙江美院学习很多年，后来到了北方工作，同行认为我兼容了南北方在绘画审美情趣上的优长，而北方的厚重更占上风。实际上我在浙江时也试图表现这种厚重，都追求空灵容易单薄，吸收一点北方的厚重与雄浑，画面的份量就不一样。但是反过来，北方的绘画在笔墨精妙方面显得弱，韵味不足。如果吸收一些文人画的笔墨技法，会使绘画品位提高。

记者：现代浙派人物从方增先到吴山明、刘国辉再到您，浙派人物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冯远：浙派人物画的产生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提倡艺术家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有直接关联。象浙派人物画的开创人物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和李震坚的作品，主要就是画新中国的当代人物，并且在传统笔墨语言中间有所创新。浙派人物画的成功之处，就是较好地结合了几方面的要素：一个是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人物，这就使得中国当代人物画和古代人物画在表现对象方面有了很大的差别；第二，仅靠传统的文人画笔墨是不够的，但是保留笔墨的技法精华，注重书写意识，形成新的和谐形式则是必须的。当代人物画如果仍然拒绝颜色的话，是很难出新的，所以要解决好中国画笔墨与颜色问题，浙派人物画在处理好墨与色彩的关系上的尝试开了一个好头，例如周昌谷的小品画，就是在墨色中加进了颜色，使得现代人物画的色彩更加明朗起来，加上扎实的造型功底，使得当代人物画更加丰富和结实，绘画作品有了清新感，完全没有了传统绘画作品中的陈旧气息。浙派人物画的成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崭露头角，就成为国内所有画中国画，尤其是画人物画的艺术家争相效仿的榜样。

浙派人物画的发展后来又有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当然包括我也在内，有人说是第三代，我觉得按“代”来算，方增先才70多岁，吴山明、刘国辉也仅是60出头，我50多岁。10年一茬，但未必能算一代。但是10年一茬的跨度还是有多不同的，比如说到了吴山明那里，他在作品中将颜色滤去，更注重用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刘国辉比较注重用笔，用笔勾勒出苍劲粗旷感，书写意识更加强化了；我呢，也是在不同的方向去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说把浙派人物画的源流比作一棵树，那么主干上就应该长出更多枝杈，作为在这个学派中间受惠的后来人，可以发展出各自的新风格，但是从源流上说呢，都是在浙派人物画缘起的基本审美价值和笔墨技艺的基本特点上一脉相承和变异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