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再次觉醒，应该是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世俗社会的壮大，人们开始重新溯源起古希腊的精神传统，神教地位出现了动摇，人性解放的话题由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也就发展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追问和反思，使批评价值在反思与追问中复活，成为了人性解放的先声。此后，经过启蒙运动的推波助澜，更使批评成为一把解剖的利器，拓开了人文主义的视野。像笛卡尔就是以“我在怀疑”来确立他的存在意识，从而诞生了着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而卢梭更是以自我忏悔，牵动着人文反思的脉搏，启发了整个人类。当然，这之后的集大成者还得首推黑格尔。正是黑格尔系统地总结了哲学的形而上传统，将其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联系起人类的普遍价值，才最终导致了哲学传统的人间回归。黑格尔既是一个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同时也是一个近代哲学的开启者。他把艺术的最高形式跟宗教的最高形式统一起来，推演出艺术的终结论，不仅为美确立了崇高的标准，而且也为这种崇高美的标准丧失以后，逐步引向人的观念世界开拓了门径。

现代社会的批评，应该说，完全得益于过去的那样一些认识传统。正是因为有了过去形而上的知识积累，有了崇高价值的参照，才使得批评对人间具有了某种观念上的矫正。现代社会的批评正是从这里又经历了一场“认识论的转向”，即把对人文的研究提到哲学的水平上来审视，同时又把哲学的视野伸展到对人文研究的领域，才使批评真正走出形而上的哲学圈套，发展出了一种关系人类文化的学问。尤其是随着后来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视野的扩大，不断扩充批评的视线，更是丰富了批评的触角，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一个人文发展的整体。

中国的批评现象非常滞后，大概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古代中国没有什么批评，只有进谏。因为中国是以推行王道治理的国家，从文化源头上就没有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更是缺乏公民的参与意识。在王道的麾下，受天下观的掩饰，臣民们只能小心进言，而不能发出格外的批评之声。一切也都只能仰仗于开明之君，君昏则臣亡。当然，中国历史上，顶风而上、冒死进谏者，也不乏有其人，比如屈原、司马迁等等就属于此例。但他们的结果都无不是殃及自身，最终落下了一个悲剧下场。所以，天下大治则仕，天下大乱则隐，便作为历史教训构成了一个明哲保身的文人传统，从而也致使批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萎缩，退居了二线。

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基本是以考据替代批评的历史。自有孔子创下“修身、齐家、平天下”之说后，万世一系，后辈几乎也就再没有了强劲的批评之声，有的只是故纸堆里的翻阅与考据。鲁迅早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问，并尖锐地指出了考据派的现实回避，实际上是不敢亮出自己批判的舌苔。事实正如鲁迅看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基本是一个批评家缺席的历史。尽管这中间也有过像冯梦龙、金圣叹等等那样的准批评家出现，但他们的批评却仍属于注释的范畴，既没有发展出一种批评方法，也没有引伸出一种价值立场。

十九世纪中叶，国门洞开，动摇了天朝的秩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号角，更是打破了沉闷的气氛。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德”、“赛”二先生的引进，人文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由此引出了“新民”(梁启超语)之说，也促进了历史的反思与批判。陈独秀等人正是站在塑造历史新人的角度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这一声音成为时代的强音，无疑也唤醒了一个批评的春天。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活跃的批评家，如陈独秀、鲁迅等等。这些批评家以打造中国的新文化为己任，在批判腐朽传统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关照过审美文化。像陈独秀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和“美术革命”等口号，即是把文艺作为了文化启蒙的工具，思想改造的武器;而鲁迅更是明确提出了“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以此取用外来，反思我们国民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