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小说《故乡》一篇的结尾处写过这样的句子：地上本不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他对生命的理解完全超乎了一般性的认识。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里包含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不过，这种普遍性不是由一般性的认识所得来的，而是由鲁迅那独特的视角总结出来。这个视角即是一个批评家的视角。批评家虽然属于人群中的一员，但却不是随波逐流的一员，而是一个异类的存在，甚至是人群中的敌人。当然，这个敌人不是真正要指向人群，而是为了挑战某种习惯势力。鲁迅后来之所以没有继续他的小说之路，而是彻底转到了批评，就在于他想打破某种既定的思维习惯，朝向民族的劣根性开刀，以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这是鲁迅卓尔不群的清醒，也是他用全部人格所确立起来的一种批评价值。尽管批评不可能指出一条清晰可见的道路，但却能对曲折的道路起到某种矫正，抑或可以提示出未来之路的参考方向。

就现有的文献可考，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类批评家，可能还是古希腊的那些喜剧作家们。与古希腊悲剧作家关注永恒的题材不同，古希腊的喜剧作家是以议论时事见长。他们在剧场里开各种市井的滑稽玩笑，或指东家长，或揭西家短，以此带给市民一面道德观察的镜子，不仅发挥了民主的监督力量，也活跃了城邦里的自由空气。如果我们把古希腊的那些喜剧作家跟今天做一个比较，其性质有点接近于从事社会评论的新闻工作者，只不过今天的社会评论多取于严肃的题材，而古希腊的喜剧作家们则更愿意从玩笑的角度进入。当然，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古希腊的喜剧作家所开出的这些滑稽玩笑还不能属于真正的批评，因为他们常常缺乏批评的论点，也才有价值的立场。真正开启了批评的先河，并能对今天的批评家仍还具有某种价值启发的，应该说还是古希腊哲学派别里的诡辩派们，而集大成者却是与诡辩派为敌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曾经这样评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顾物质世界，把他的研究限于道德问题，企图在这个领域中寻找普遍性，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定义的人。”这位第一个在普遍意义上致力于定义的苏格拉底，则是我们在历史上可知的最早的批评家。事实上，苏格拉底的一生，正是为他所认同的批评价值不断辩驳的一生。作为城邦势力最不安分的异己，他喜欢到处游历，发表不同看法，直至被城邦势力视他为眼中钉，最后将其处死，他还仍在审判席上慷慨陈词，针对一切指责与诽谤而大肆反驳。有人把苏格拉底说成是比诡辩派还诡辩，的确没错，但这种诡辩不是为了诡辩而诡辩，实际上背后蕴涵了对真理之路的憧憬。正是因为有了苏格拉底为道路扫除屏障，后来的柏拉图才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道德理想国。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终生敬仰者，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知识信念，进一步将道德问题引向了审美领域。他相信人通过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作为思想的目的，发现了“相”的世界，由此而确立了美的本体论。后来再经过亚里士多德的完善，发展出一个认识的体系，把原始哲学对道路发现的这个概念引向了形而上的层次，也就把批评的传统借助于认识的天梯推到了理想国的建设之中。中世纪以后，教会势力兴起，把哲学带进神学领域，以虚无飘渺的天国价值来制约生动鲜活的世俗价值，更是屏蔽了世俗社会的认知与进取之路。西方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普遍把中世纪称之为“黑暗的时代”。之所以有这样的共识，就是因为教会势力的垄断，埋没了人间的声音。尽管中世纪发展出了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也曾有人发出与教会势力不同的批评之声，但在一个阴云笼罩、而全社会又都仰天追逐的时代背景下，这些零星的批评之声对人间的唤醒无异于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