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问题的基本语境

讨论“艺术史”似乎是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甚至艺术批评家的一个非常职业化的工作，虽然涉及历史的人类知识没有太多边界，但是，如果我们认可“艺术史”的知识系统的稳定性与价值，就不得不应该尽可能地去收集、整理和运用相关的那些知识。按照对艺术史长期研究的基本经验，艺术史除了有实物作为依据，文字的成述是人们了解艺术史的重要路径。的确，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传统的杂志上，我们讨论艺术史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图片和不同数量的文字来进行的。然而文字是什么?

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与感情的基本工具，文字被创造和使用的时间，导致它有自己的历史，因此，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对文字的理解有相对的共识，否则文字也难以起到基本的沟通的作用。不过，结构主义的先生们早就告诉我们：“能指”与“所指”——它们是涉及语言的一对被编制出来的概念——之间并不是始终对称的，这提示了我们使用或运用文字的困难，我们在使用同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分歧。一篇文章是由很多文字与概念组成的，如果大多数概念都存在分歧，我们的分歧就更是有可能没有边际。以后，很多思想家与知识者编制了更多的概念与词组(例如“象征资本”、“语言转向”这类东西)，他们很想把大脑里的道理——虽然德里达不太承认思想先于书写——讲清楚，但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制造了交流与理解的困境。这的确是一个矛盾，我们的目的是想把话说清楚，结果却是越说越复杂，甚至越来越难以说明白。直到今天，人类的交流也没有因为不断制造出来的概念与词组而走向理解的大同：签定协议、建立监督制度、发动战争以及各种人类行为本身，帮助着人类的理解。你不懂我的意思?那么，我用行动告诉你;你不同意我的行动，就用你的行动告诉我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行动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就用行动来处理。如果我们仅仅限于在字面上讨论问题，那么，我们使用的文字概念有相对的统一性吗?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达成理解与共识吗?可是，当我们对类似“能指”与“所指”不统一的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继续沟通?按照人类的基本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领悟与默契成为交流的重要的心理活动，我观看你善良的眼神，就知道你对我有一个善良的批评或者建议，我用我的悟性去回应，直至你也理解我的内心，无论是赞同的，还是提出来的意见也许是能够接受的。这时，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对神性、命运等等的理解——是不言而喻的。

可实际情况是，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自信与自负难以区分;理想与欲望难以区分;批评与咒骂难以区分;利用新知与滥用概念难以区分;反省历史与否定过去难以区分;推动事业与抢夺权力难以区分;知识话语与玩弄文字难以区分;个**力与自私自利难以区分，这种种难以区分的现象表明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已经粉碎了，每天在媒体上不断宣言的价值观念事实上没有太多人去理会，在实际生活——包括学术和艺术——中，丛林原则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具体到艺术界，我们很少看到对一种价值观的共同维护;很少接受到在危难时刻的共同关心;很少找到相互理解的机会;很少体会到谦虚与谦让;很少看到真诚的笑脸;很少感受到友谊与温情，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艺术”的时候普遍感受到的情景。现实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由于历史的原因，艺术家已经分为不同的等级，这个等级一开始是由财富与名声提示的，但是很快就因为财富和名声导致的差异而出现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严重分歧。不同等级之间的人——尽管他们都被称之为“艺术家”——不再有任何联系，最多就是网络上的窥视与漫骂。表面上看，1949年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个人意志的自由，在舆论方面，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尽管很多人没有看到严酷的边界近在咫尺，而那些为所欲为的人偏偏没有智慧和胆量朝这个方向去，却说没有边界)。30多年前，人们渴望言论的自由，今天，在那些对历史与过去不甚了解而对今天的认识也异常肤浅的人来看，言论似乎已经彻底自由了——人们可以批判、指责甚至漫骂任何对象。可是，在缺乏共同价值观的背景下，正如我们对时代的感受一样，这个所谓的“自由”事实上是一种肤浅的自由、没有道德的自由、缺乏思想的自由，因而是猪圈里的自由，是非人的自由。说到底，人们没有了共同价值观，因而，针对什么问题?坚持什么立场?如何进行判断?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关于人对世界(包括自己)的反应的基本要素已经难以澄清，大家甚至在一起说话的基础都没有了。

基于上述的常识和对现实实际情况的描述，就“什么是我们讨论当代艺术史的基础”这个问题，我只能提出非常个人的观点，我希望我的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减少交流与理解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