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絮一：一九八九年，《美术》杂志牵头，组织了『当代中国水墨新人奖』，获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规模很大。山东有八件作品入选，平原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南海岩获优秀作品奖并晋京领奖，拉开了他走上画坛之序幕。在其后的展事上，刘国辉望着这位单薄瘦弱、白净清秀的青年『哦』了一声，『你就是南海岩？』田黎明则问他名字是怎么来的，『你那个名字是真名还是笔名？』海岩回答，『是真名。』田黎明也『哦』了一声，『是真名？真好！还有姓南的吗？』海岩回答：『我爷爷成分高，我跟姥爷姓，姥爷这边姓南。』田黎明也是真名，也好。有趣的是，为他们两位起名的家长都是小学教员。名字响亮和婴儿落地后的第一声啼哭一样重要吧，其传递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五年之后，南海岩来到北京，师从王明明学画，住在朝阳公园西侧的一个村庄里，叫水西村。临时寓所是这样的：一户农家小院，正房之外还有两间耳房，不到两米高，墙壁是单砖垒，屋顶是石棉瓦，以前用于搁煤球，放杂物，如今收拾出来，租给两位学生。小裴住一间，面积稍大一点。海岩住那间小的，约有六平米，月租金一百元。房东为他准备了一架小钢丝床，长度刚能放下，另外还有一个脸盆架和一张桌面比画册大不了多少的小方桌。衣物往哪搁呀？房东找了个茶叶箱子给他说：『小南，就放这箱子里吧。还可以当凳子用。』

就这样，海岩在北京有了一个新家。那年他三十二岁。

 

正是盛夏。棚屋没有后窗，只能开门透气，不能串风对流，石棉瓦烙铁似地散发着热量，真热！有台电风扇就好了。哪有电风扇？上哪找风扇？不过，他还是找了个办法，买了两个小塑料盆，盛上半盆水，把脚放在凉水里，肩膀搭着湿毛巾，趴在小方桌上画画。

 

在这新家里，他住了两年。小裴走后，他住到那间大一点的屋子里，换了张托运自行车用过的木箱子改造成的画桌，比原来的小桌大一点，方便画画。这儿的好处是离北京画院近，骑车只需十五分钟。而且特别安静，房东上班后就把家交给他了，特放心、特安静。春去秋来，燕雀呢喃，感觉跟山东老家差不多。画累了，闷极了，就到屋外坐会儿，感受阳光有种温馨的抚慰，在小院里荡漾。

 

下雨了。小屋漏雨，屁股大的空间，你还无法躲避。赶上房东杨大哥在家还好，会赶紧找块塑料布上房苫盖，海岩给他打下手。夏季雨频，两人冒雨忙一场，感觉也挺好。他感到，这间小屋不就是一叶小舟吗？在生活的海浪里飘荡。偌大京城有多少『京漂』，打工者有好几百万，学画的又有多少？有好几种数字，却没一种准确统计。水西村、六里屯和辛庄住的全是学画者。我们和他们，打工和学画，有什么不一样吗？至少目的差不多，都是为着改变生存状态，争取活得好一点，做点成绩出来。

 

花絮二：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四川美院、浙江美院的几位高材生被『发配』山东；政治的浪涛将其抛到德州的一处穷乡僻壤，刘以慰、王永康、杨能君等人，作为早期的指导老师，他们在海岩的心目中有着永恒的作用和位置。同他们的生活遭遇相比，海岩深感自己太幸运了！刘老师他们出门行路，雨天一路泥泞，晴天满脚浮土，面粉似的浮土漫过脚脖子。夜间睡板床、铺稻草，动辄痒醒了，什么东西咬得人满身红疙瘩？点亮煤油灯翻看稻草，拣出几条黑乎乎的虫子，有手指那么大。海岩一开始学画就很专业；刘老师、杨老师他们的水平很高，造型能力很强，基本功特别好，海岩在他们的指导下天天练素描，到火车站画速写。还在上高中时，海岩报了个农林班。课程简单，野外实习的机会多，插空画画的时间也多。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他十五岁，上高中二年级，报名费只有五毛钱，也不多，跟着考吧。年年到德州赶考。山东艺校、曲阜师院、德州师专，被他考个遍。不管考哪，只要能上学就行，能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就行。哎呀，太爱画画了！通过考试，知道素描特别重要，画了大量素描、速写，拜刘以慰、王永康、杨能君等人为师，苦练不辍，兜里总有速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