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你自己认为，普利兹克奖评委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跟你上述谈到的思想有关吗?

王澍：我想，至少我理解，这次我获奖，前提和基础是评委们大多来自欧美，他们对好的现代建筑有一个判断标准。看到我做的建筑，在基本标准上有一个认可。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在于，他们评语里有一句话说我的作品“超越了文化冲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都处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等冲突中，这些冲突从学术上可以进行激烈的辩论。但从建筑的角度讲，因为毕竟建筑是需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这些冲突是否有一种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来给它以答案?比如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认识到中国现在这个时期，尽管它现代化发展得很快，但传统这一块其实还保存着一部分。比如我们传统手工工艺，像我们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大量手工材料的做法，在日本、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已经不可能做到。这是中国建筑师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特殊的时期和文化传承来做欧美建筑师没法做的东西。第二点我觉得不只是机会的问题。它和发展的方向有关系。这些材料和做法，代表着曾经与自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统，而今天现在的发展显然与自然是强烈对立的。我常常说，我的很多建筑方式是从农村学来的，是对现代城市施以某种反向的教育。另外我觉得我打动评委的一点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探讨可持续、地方文化的建筑都还处于小规模的实验阶段，但我却用了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质量来进行实验。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建筑是一个艺术家的建筑，我希望我的建筑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某些影响和思考的。而这种做法和思考如果能被推广，则比我个人的成功，更为重要。

时代周报：能不能具体谈谈当下中国城市传统和现代冲突的问题，比如拆迁、新旧更替?

王澍：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后，我们面对的状况是，目前保留的旧建筑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这不是说可以继续拆旧的造新的问题，按我的观点，现在全中国的旧建筑全部都到了该彻底保护的时候。不能再拆了。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在缺少创造性。其实我发现，挺有创造性。比如北京，我们知道有“保护性拆除”，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昨晚收到一个长沙年轻建筑师的短信，他以为我有多大的分量，可以影响某些事情。说长沙新发现了150米长的宋、元、明三代的城墙遗址，而这个遗址被发现是因为一个房地产的项目。那么怎么既建这个房地产项目，又保护这个城墙呢?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异地保护”的创造性的观点。我真的想不出来，城墙的遗址如何异地保护?我见过异地保护，当时在宁波，博物馆周围30多个村子被拆到只剩下最后大半个的时候，我当时就建议这个村子要保留，不能拆。当然现在我估计还是拆了。村口有一个漂亮的石头小桥，宁波没有比这个更美的景色了，比我的博物馆还美。当时我就记得边上有个官员说，是要保护，我们可以考虑“异地保护”—在更远的郊区农田里，找一条河，把这个桥移过去，旁边竖一个碑。

我们常常在讨论文化的继承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自我尊重。如果我们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我们怎么指望别人爱护和尊重我们?我们经常说，中国建筑需要被世界承认，如果你的基本作为都是这样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怎么可能获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