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太太江南人的温和性格而改变的王澍，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亲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时候一年之内总会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觉得少年时代因此“阅历丰富”。还只有2岁的时候，王澍便开启了人生最初的画卷。他在一切可以画画的地方涂抹色彩，书本、报纸，甚至还有家里家外的墙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邻居还告诉我，你画的画都还在墙上，我们没擦。”他因此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邻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离经叛道”在大学时代便已显露无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变成学院里的造反派。老师教的东西我有很大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大家已经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点;而对于这种合理我也很有疑问，因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合理。学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系统，而且这个舶来的系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山寨’，因为它被转译了几道，加上‘文革’的影响，变得非常程式化。”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业，老师让学生们画平面图。按照标准惯例，应该画1:500的平面图，叫总平面图。而王澍却画了一个1:100的总平面图，其上不仅有房子，连渠道系统、马路系统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设计。他将其称为“农田中的学校”—这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雏形—整个学校既读书又种地，房子建造在农田之中，田里的庄稼怎么长他都有详细的规划。“我们老师说，学校历史上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图，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这样画了以后，同学都很兴奋，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把自己的图改成了我这样，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我一个及格的成绩。”但这并非建筑业界流传最广的有关王澍“离经叛道”的段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注：指导师齐康)算半个。”因此得罪了所有评委。“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这是媒体以讹传讹。”王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

在其人生最为“锋利”的阶段，王澍的事业却遭遇低谷。1988年，从南京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的王澍因为“觉得工科建筑教育太没意思、太保守”而到中国美院“办建筑教育”，却不承想并没当成老师，反而进了美院的公司。“实际上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因为那时中国的艺术界可以说对建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愿望。人们以为当时是工科系统不想要美术学院办建筑系，实际上恰恰相反。我当时来美院的时候这里叫环境艺术系，也是为了办建筑教育办起来的，但没办成，就办了环境艺术系。即使是这个系，也是当时建设部和工科系统强烈要求美术学院办起来的。他们也觉得工科的系统有些问题。但美术系统呢，不愿意，觉得这是建设部的事，不是文化部的事。”王澍说。

他很快因美院公司的工作太过“没意思”而主动失业。有将近六年的时间，王澍成了一个没有工资、没有社会和医疗保险的“自由人”。他在西湖边长坐一整天，或者与建筑工人们一起做工的岁月，是妻子、同为建筑师的陆文宇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一家人。当然他也偶尔接少许工程赚钱。“主要做的是装修类，但是我按建筑方法做，因为我对装修其实不感兴趣，那纯粹是一种商业方式。”这期间的主要作品为浙江美术学院国际画廊、丰乐桥地下通道、孤山艺术家画廊等，均已被拆除。1995年，王澍前往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9年与诗人陈东东的对谈中解释读博的动机：“不光是为了进入建筑教育系统，而且更是想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也是在读博士期间的1997年，王澍与妻子陆文宇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

2000年，博士毕业后的王澍正式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同期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在这个作品中，他“离经叛道”的思想开始走向实践—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水中还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诗歌与哲学”阅览室—对环境的密切关注成为贯穿王澍建筑哲学的核心。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和“水”之间而不突出，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他设计这座图书馆的沉思背景。2004年，王澍凭这个作品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