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近几年，王澍痴迷于“造园”，每年春节都带着学生看园子，“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但就在王澍开始探讨园林，并将中国传统融入建筑设计的时候，曾一度被同行们指责为“背叛了现代建筑”。“有关我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在媒体见面会上，王澍毫不讳言。他的确算是中国建筑界的“异类”，“我必须从拆迁、超级建筑以及快速致富的中国建筑系统中逃离开，我想那个系统太强大了，让人不舒服”。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逃离，王澍的建筑作品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或许，本届“普里兹克建筑奖”唯一的华人评委张永和的评价词，再好不过地概括了王澍的道路。

王澍最为着名的设计作品之一“宁波博物馆”，其设计灵感是在凌晨三点“幡然醒悟”。“我要让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生活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模样。”那一夜，他的设计图一气呵成。这个样子古怪的现代设计让人回想起中国古代的要塞。这座博物馆建在了日新月异的宁波城中心，王澍使用的技术是如今成为他个人标志的“瓦爿墙”—这种技术来自宁波地区的民间传统建造，使用回收旧砖瓦进行循环建造。“记得我们刚开始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甲方向我咆哮、怒吼，因为周边是新市中心，由一个中国着名的青年设计师设计的小曼哈顿包围着。那个人向我吼：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叫小曼哈顿的新中心，你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小博物馆，你什么意思?”王澍回忆，“我对他说：我们有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对不对?他说：是的。我又说，新东西就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评价标准没形成，那最了解这个和掌握这个标准的是不是我?他说是。我就说那你得听我的。结果甲方愤怒地摔门而去。”

王澍说，找他设计建筑，甲方得有强大的内心。“所以我更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提供了象山校区如此大体量的设计机会。三年，许江院长只是写给我三首诗，没有任何要求。”王澍另一代表作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占一半，自然景观占一半。校园中心是葱郁温婉的象山，山脚下一湾流水，十座建筑像书法笔触一般顺着水势面山而建，建筑群随山体扭转、断裂。“这首先在于一座规模庞大的校园与一座不大的山的共存，因为那山是先在的。”王澍说。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片片鳞瓦，铺陈栉比，重重密檐，错落有致。3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都是他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而来的。

2011年底，王澍受聘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荣誉教授，在哈佛作题为“自然形式的叙事与几何”的演讲，其间他对着台下怒吼：“I tell you the truth!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我告诉你们真相!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但他的怒吼并不能拯救正在被大规模拆除的老建筑，就像他母亲在北京的老房子，也正面临被拆除的困境。“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老建筑都需要保护、停止拆除的时刻，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王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时代周报：你在一篇写同济大学的文章里谈到建筑构思和建筑思想的问题，意思说光有构思而没有思想是不行的，甚至觉得构思其实可有可无，建筑并不非得要构思，而真正欠缺的却是思想。所以，你认为中国现在是没有自己的建筑思想的吗?

王澍：不能说没有，中国这两年建筑界的讨论明显增多了。应该说开始有，但也不是很有。很多建筑师觉得自己做不出好的作品，是缺一个好的idea，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点子或者一时的想法，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而在坚持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我觉得中国建筑界特别缺的是这种连续、连贯、持续的思想。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idea，但我做的却是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思想的建筑师，可能就拒绝去做;但换一个建筑师，可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想着我的设计能不能做得好看一点。这完全是两个性质的问题。我经常觉得有点郁闷的是，中国建筑界永远处在开端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时有一些思想的火花闪出，有一些针对现实的批判的意见提出，但接下来就没有人应和，没有人继续讨论，最后被遗忘。永远停在原地，根本没有出发过。学术是没有积累的，思想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人持续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思索，我认为这是中国建筑业最大的问题。我记得当年看梁思成先生写的《中国建筑史》序言，当时他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已经是“潸然泪下”。我觉得如果梁思成看到今天的状态，基本上要走王国维那条路：跳进未名湖里，了结自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