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建国后的国画争论，无论争论双方发生怎样的变化——舆论上，抑或政治身份上，都不表明他所主张的艺术方向是否被接受。正如，艾青、江丰、王逊等虽然被打成右派，但并不代表他们的主张就不再发生作用;而秦仲文等虽然在1956年左右看似受到舆论支持，但却无法改变他们被“保守主义”标签化的命运。或者说，这些争论的参与者，作为个人，都无力决定、改变建国后既定的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文艺发展方向，他们的观点是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在与新年画“民族性、大众性、宣教性”的旗帜相同诉求下的新国画，也就不得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上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实现中国画走进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目标。应该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的很多国画，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而被广为赞誉，如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潘韵《春之晨》、张雪父《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木筏》、董义方《潮水落下去的地方》等，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与生产生活，并因此改变了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取向，使之成为新国画的新成果。分析这些作品，其新之所在与艾青所谓“内容新、形式新”完全一致。其中，内容之新就是题材选择转向工农兵生活，而形式之新，则源于写生带来的再现性。应该说，此种转变，在当时语境中是被大多数画家认可的转变。诚如传统派画家胡佩衡，在对“第二届全国国画展”的评述中曾言：“从整个展品来看，显然是比第一届全国国画展前进了一大步，可以看出全国国画家几年来已进一步地面向生活，在许多作品中表现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在作品内容和题材上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很多作品都是生活中宝贵的纪录，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画作品日益充实起来，这真是可喜的现象”[16]。同期《美术》刊登的惠孝同文章，也谈及：“肯定地说，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脚步，国画家们从思想上、技术上也全都有了进步。这是我看了第二届全国国画展的作品所得到的一个总的体会”[17]。胡佩衡、惠孝同，作为解放前即活跃于北京画坛的传统派画家，以类似主旋律的论调论述该展览，表明在新时代文艺观下，每一位身处其中的画家都不得不展开自我转变以适应。比如，此次展览中，胡佩衡《颐和园后湖》、唐云《常熟昭明读书台》、赵望云《终南春晓》、钱松喦《瘦西湖》、贺大健《严懒东钓台》、刘海粟《富春江严陵濑》、潘天寿《灵岩涧一角》等作品，虽没有直接描绘新生活场景，但毫无疑问在形式上，却都是在写生基础上进行的山水画创作。即便是明确指出“写生不等于创作”的秦仲文，在1956年4月8日举办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三届画展上，也展出了《丰沙线珠窝口写生》。可见，无论这些画家有着怎样的知识背景、观点主张，都很难摆脱那个时代的整体要求，无论主动，抑或被动，都会被卷入改造中国画的全民运动中。

支持这场运动的核心，不外乎“题材”与“方法”。“题材”好解决，只要转换描写对象即可。但只是简单改变内容，却会产生“旧瓶新酒”的毛病——“有的也想描写新的生活和新的自然景物，，也开始注意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惜体验生活不够，想画的东西表达不出来，或者处理不恰当，画出的东西很生硬，不生动”[18]。那么，怎样才能让新东西表达出来，或处理恰当呢?必须还要有方法上的改变。虽然，传统派画家认为传统笔墨的灵活运用是可以解决的，但这种灵活运用的基础还是建立于深入生活。正如胡佩衡在前引文中，继而谈及：“这类画家虽然在创作方法与创作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只要今后明了自己的缺点，吸取成功画家面向生活的经验，严肃地对待创作，从自己的画室里走出来，走到群众中去，从现实生活寻找创作上的题材，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笔墨技巧不断加以努力，是能表现出成功的作品的。我们应该记住，无论古今中外比较成功绘画都是有生活基础的”。他虽然仍强调笔墨的价值，但由于没有细分中国画传统对生活的体验是一种意象型的形态感受，从而使他的观点可以在“接近生活”上与当时主流意识中的“反映生活”混同，进而也就在“写生”问题上达成统一[19]。于是，在当时改变题材以产生新内容的同时，通过“写生”实现创作方法的转换，也就自然成为“新国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周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指出：“近年来，新的国画创作已有很多的成绩。国画家开展写生活动，这是很好的事。好处首先是在，打破了国画界传统的模仿风气。我们必须把创作放到生活的基础上。国画的改革和发展，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真实反映新的时代的生活的要求，违背新的时代人民的需要的”[20]。如果说，作为官方文化代表的周扬，其发言无疑从政策层面上解读了建国初国画写生运动的内在政治需求。那么，作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蔡若虹，在美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则是在学术层面上确定了国画写生的主流地位：“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请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让画家们接触现实生活，同时养成具有表现实际物象的能力。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继承中国古代‘师造化’的优良传统方面一件大大的好事。同时，我们必须认清，‘国画’家进行写生活动还仅仅是开始，萌芽是不能一下子就变成绿叶婆娑的，开始接触生活实际的画家也不会马上就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从进行写生到从事创作，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就从根据实际物象的写生活动或根据现实生活的创作实践来说，它本身也还有一个从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应当承认，我们‘国画’方面的写生习作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都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可是却有人提出了疑问：提倡写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艺术就是这种‘如实地反映现实’吗?‘国画’创作难道不要学习古人的‘经营位置’和‘传移模写’吗?这些问题是应当提出的，可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不能忘记事情的发展过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