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跳出历史反思这些问题是简单的，但身处其中，却会因众多人生际遇的问题而难能自清。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存问题。这一点，李可染在其文章中有所涉及：“自从人民以掀天动地的欢欣热情，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封建王朝残余思想的堡垒——一切一切都在起着空前急剧的变化;曾经被买办、官僚支持着的中国画市，突然断绝了主顾。不少画铺改业了，很多中国画家无法维持生活，使中国画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冷落”[9]。1957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传统派画家的发言也都涉及到了这一生计问题，可见影响之大。如王雪涛提出“解放后没有一个人不要求进步，问题在于没有人管。直到现在很多画家生活问题没有解决”;高阆仙则指出“国画家的困难必须早日解决，现在有的画家画书签，一张九分，画十张才九角。十张书签的代价只能换一张故宫的古典绘画复制品”[10]。由于社会变迁，中国画家依靠市场生活的外在条件一旦消失，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法通过自身来解决，那么他们就必然面对一种身份转换，即由艺术家转而谋求某种社会职务，从而转变为服务于一定机构的文艺工作者，其独立性自然也就消失，也就不得不向他们所依靠的新社会的文艺主张靠拢。应该说，这种人生际遇的转变，较之于建国初“中国画改造”的社会舆论更为现实，也更为直接，迫使当时的中国画家不得不进行某种转变、调整，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现实际遇，针对旧中国画的批判，甚至是对此画种的否定论调不绝于耳，类似“中国画的山水画是山林隐居，花鸟画是风花雪月，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等有闲阶级服务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今后只有一种世界性的油画，中国画必然淘汰”[11]之类言论渐成宏流。那么，身处如此背景中，中国画的改造就必然是不得不进行的文化运动，任何个人都无法左右这种具有内在动力的历史变迁，而1954年王逊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论述所引发的争论，以及争论最终以政治化的方式结束，也正是这种内在动力的必然显现。

1954年7月11日至25日，由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举办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共展出280件作品。王逊在看了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后，写下了《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并认为：“我们今天国画创作中最根本的问题仍是属于思想范围的审美思想和创作思想的问题。无论人物、花鸟、山水所遭遇的问题是共同的：画家要与人民共忧喜，同爱恶，画家才能最后达到根据生活以创造艺术的目的。但是从展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写生之作还不能摆脱老一套的束缚，正如花鸟画还不能完全摆脱旧画稿，人物画不能接触更广阔的题材，是因为没有自由表现的能力，有力不从心之苦的。所以技法的提高必须争取早日解决。”王逊所谓用来“摆脱老一套的束缚”、“摆脱旧画稿”、“接触更广阔的题材”的“技法”，其实就是能精确再现的写实技法。在他看来，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最主要的是题材的选择是否得当，题材内容是否得到了真实的生动的表现等等，而不是把笔墨放在第一位。” 因此，王逊得出“古人的笔墨在我们手中不是武器，而是阻碍了我们接近真实的自然景物” [12]。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艺术遗产，而他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写实技法。于是，王逊从题材与技法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他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批判实现中国画“摆脱束缚”。虽然，王逊的根本观点，不出蔡、江、王三人有关国画应该走进现实的基本论调，但一方面此时不再是建国前后，全民对新生活的期望由热烈转而冷静、理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再是一边倒;另一方面，王逊较之于蔡、江、王，不仅缺乏解放区工作的背景，同时还在他们三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笔墨价值。于是，王逊的文章发表后，引发的讨论与争议较之于蔡、江、王，就显得激烈、热闹。首先，曾经与徐悲鸿在1947年争论的邱石冥撰文《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批评王逊的观点，他在文中指出“民族形式不能排除技法等组成部分”，虽然民族形式也要发展，但必须在本民族传统基础上逐渐转变。因为国画遗产中的方法、形式极其丰富，具有自身特征，绝非“科学的写实方法”所能简单替代。另外，传统之中也具有写实的因素，所以学习古人与写实并非绝对矛盾，故而在“写实与学古发生矛盾时，其解决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技法的学习，而不是因噎废食地取消它，以‘科学的写实技法’去代替”[13] 。于是，一场关于“国画改造”的大讨论就此拉开帷幕。邱石冥之后，《美术》紧接着就于第2期发表了钱天长、潘绍棠《对〈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的商榷》，徐燕孙《对讨论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我见》;第4期发表了秦仲文《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方既《论对待民族绘画遗产的保守观点》;第6期发表了蔡若虹《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张仃《关于国画创作继承优良传统问题》;第8期发表了黄均《从创作实践谈接受遗产问题》，西北艺专美术系理论教研组的《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四年级全体同学的《对继承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意见》;第9期发表了来稿摘录《对国画创作和接受遗产问题的意见》。直至1956年，《美术》第6期还发表了杨仁恺的《论王逊对民族绘画问题的若干错误观点》;第8期发表了洪毅然的《论杨仁恺与王逊关于民族绘画问题的分歧》，岳松、王枕的《关于杨仁恺一些论断的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