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后记”中提到一件趣事。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位有名的达达艺术家，将东西方两部美术史着作，一部赫伯特·里德的《西方现代绘画简史》，一部《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绊了几分钟，然后把纸浆捞出来堆放在一起：“你看，我们就是这样中西融合的”。这件作品做得非常聪明，对80年代浮躁的追赶心态的反讽也不乏趣味。但是，遗憾的是，赫伯特·里德的《西方现代绘画简史》，是一部写得很浅显的通俗读物，里德本人在格林伯格看来甚至是“不够格的评论家”。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评价，赫伯特·里德曾经被认为是罗杰·弗莱的接班人，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从今天回顾的眼光看，里德跟罗杰·弗莱、格林伯格确乎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物。然而，里德却在现代艺术的通俗化与普及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书一度被中国艺术家视为现代艺术的秘籍，是国人最早能够看到的、由外国人写的现代艺术通史之一，当年的达达艺术家就不失其时地拿这本书做作品。对此，我在《艺术与文化》“译后记”里有一段评论：艺术的衰落首先总是缘于学术的衰落。从79到89，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艺术只用了短短的10年，就赶上了西方现代艺术100年的历程。此后，国人仅仅花了三、五年时间，就“消化”了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累积了四、五十年的所谓“后现代”历史。他们所说的赶上或消化，当然建立在相当可怜的文献之上。当国内的艺术家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西方现代绘画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Painting)和H·H·阿纳森(H. H. Arnason)的《西方现代艺术史》(A History of Modern Art)之类的通史中找寻现代艺术的“秘籍”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或短章简札，或长篇大论的通史，告诉你的只是结果，而非原因。通史之为通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乃是“已然如此”的后果，至于艺术中——乃至一切事物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与原委，往往付诸阙如。

正如格林伯格所言，“毕加索画的是原因，而列宾画的却是结果”。从通史之类的结果里去找原因，无异于南辕北辙。从这个角度看，亲自参与在现代艺术进程中的现代艺术批评，才显示出它的真正意义来。现如今，上面所说的情形是否已经有所好转?去年，我约请美国着名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詹姆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特地为中国读者撰写了一篇题为《1970年以来的西方艺术理论概览》(“A Brief Look at Western Art Theory, 1970 to Present”)的文章。艾尔金斯教授列出了西方最近40年来17种艺术史、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方法、取向、思潮或趋势。但即便如此，作者也明确指出这仅仅是他所了解的一部分。我在该文的校译者注释中，列出了艾尔金斯教授提到的各个流派或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的经典着作的中文译本。任何一个读到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向我表示，与西方艺术史、艺术理论和批评的经典文献相比，已经译成中文的是何等之少;已译成中文且信靠的，尤其少而又少。

在国内的学科划分中，美术学学科大体包括美术史、美术理论与美术批评三个方面。美术史的研究，幸赖诸多前贤与当代同仁的努力，已稍成规模。但美术理论与批评，特别是外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的状况令人担忧，这表现在：与稳步推进并蔚为大观的外国文学、西方哲学史等领域相比，国内关于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的译介还很零碎，不成系统，更不用说有价值的研究了。我们对国外重要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了解，对国际重大艺术运动与思潮的绍介，特别是对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中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问题的把握，都还显得浮泛粗糙。而国人要建设自己的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必有赖于对西方的深入研究，因为，从学科建设上说，西人在规范性、自律性方面已先行做出表率，堪为模范;从理论资源着眼，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方法论意识，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做好基础文献的积累工作，有系统、有深度地翻译、介绍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的基本着作，梳理其历史和现状，勾勒其演变、发展的地形图，标出其枢纽或重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结合我国本土语境，特别是结合我国伟大的美术史论传统，进行真正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与国外同行进行有价值的学术对话。可惜，我国对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学科建制、人员配备、资金投入、课题资助等方面，均无法跟其他人文学科相比，甚至无法与中国古代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相比。国内愿意投身本学科基础研究的人少而又少;许多人又不愿在吃力不讨好的文献翻译、整理、积累上下功夫，于是，“贵琦辞，贱文献，废阁旧籍，鬻为败纸，或才翻史略，即楮成文，凿空立义，任情失正，则亦殆矣。”(范景中语)我们认为，就学科建设来说，只有做好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相关文献的翻译、整理与积累，才能夯实学科研究的地基，坚实地推进美术学的建设;而就批评实践来说，对外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的深入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诠释和书写我国当代美术运动，繁荣和提升我国美术理论与批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