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语冰:美术文献与美术教育
伊夫-阿兰·博瓦本人的学术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蒙德里安(Mondrian)等经典现代主义大师的诠释上。他对蒙德里安的重新解读,其精彩的程度,几乎可以与罗杰·弗莱对塞尚(Cezanne)及后印象派的辩护,格林伯格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推动,相提并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几个片断:结构主义批评家提名的另一个候选者是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确实,蒙德里安从1920年开始,将其绘画语汇精心简化还原为极少的几种元素——黑色的水平线与垂直线、原色和“无色”(白色、黑色、灰色)组成的平面,而且在此有限的范围内生产出极度多样的作品,他由此演示了任一系统在组合上的无限性。人们可以用索绪尔的术语说:因为他创造的新的绘画语言(langue)是由少量元素和规则(“非对称性”为规则之一)构成的,所以,出自这样一种精简的语言[他的言语(parole)]的可能性范围就变得更显而易见了。他在其系统中限定了可能的绘画记号的语料库,但正是这样的限定极大地提升了记号的价值。
1920年后,蒙德里安艺术的两个方面解释了为何他的艺术成为结构主义方法的理想对象:首先,它是一个封闭的语料库(不只是作品总产量少,而且如上所述,他所用绘画元素的数量有限);其次,他的全部作品很容易归成系列。在结构主义分析中首先采用的两个方法论步骤,是将对象的封闭语料库进行界定,从这界定中可以简化还原出一套常见的规则,而从语料库里还原出诸系列的分类学构成方式——确实只有在多重扫描了蒙德里安那被适当定位的全部作品之后,对其作品意义的更详尽精微的研究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蒙德里安仿佛是天然的结构主义者。他的基本方法就是将绘画手段削减至最少的要素(垂直与水平线、原色或无色组成的方块),然后对这些要素不断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丰富多彩且变化万千的系列作品。在过去,蒙德里安的作品要么被解释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禁欲主义(一种象征主义的解读);要么被认为是形式的平衡与非平衡的同义反复(一种形态学形式主义的解读)。只有结构主义的解读,才能洞见蒙德里安作品的真正意义。在这个方面,结构主义理论与蒙德里安作品(尤其是其中期作品)简直天衣无缝地相匹配。
当然,与任何批评方法一样,结构主义方法也有其局限。博瓦对此非常清醒:方法确实有它的界限,因为它预设了所要分析的语料库的内在一致性、统一性——这就是在处理单个对象或处理限定范围的系列时,它为何会产生出最好的结果。通过对内在一致性、封闭语料库、作者身份这些概念进行强有力的批判,现在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连同标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实践相携手,将有效挫伤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在60年代享有的风头。但是,就像本书中解释的很多词条一样,结构主义分析和形式主义分析的启发性力量,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经典时刻的说明,无需摒弃。形式主义死了。形式主义万岁!恰恰就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反形式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伊夫-阿兰·博瓦总结了他的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批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批评家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批评理论”,那么,我认为,博瓦创造性地运用欧洲结构主义理论,便是一个最佳的范例。
我在拙着《20世纪艺术批评》“序言”中曾说: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 J. Clark)、麦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塞尔热·吉尔博特(Serge Guil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