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与灵魂 对中国物质主义的神学思考
消费主义的人生观同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肉身主义的世界观存在内在的相关性。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只看到世界的物性而没有看到世界的神圣性,不承认世界是神圣的上帝所创造的产物。对于物质主义者而言,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存在,都是自然界偶然进化的结果,人的生老病死不过是人的肉体生命体消耗物质财富的过程,人的思想世界不过是人感知、意识物质世界以及人的身体形成的内容。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而且仅仅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从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中,产生出当代中国人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简单地说,消费主义的人生观意味着:人的生存的价值在于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占有与无尽消耗,人的生存的动力在于满足人的无穷贪欲与无尽奢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普遍的理想,是衣在高档的名牌、食在豪华的酒店、住在宽阔的别墅、行在耀眼的奔驰。于是,“广告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福音、电视广告的明星像在传福音见证、我们在电视机前坐着的姿态像在做礼拜、各行各业的专业解说人员即是辅导员、看到麦当劳的标志无异于看到十字架,等等。通过大众媒体所传达的神话获取消费的情报,并燃起消费的欲望。商品介乎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联系,借由象征的符咒作用,使漂泊无根的现代人在茫然失所的社会里找到品味、时尚、文化等高尚的精神生活。”超市成为现代人的教堂,商场成为他们的礼堂,商人取代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知识人,经济学家代替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革命家的地位。反而言之,乃是知识人的商人化(如大学的博士导师、教授统被称为老板)、学问的技术化、思想的知识化、社会的商业化、人生价值的金钱化。
本来,艺术最能体现人的精神创造性,但现在也在不断被复制中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盛行的政治波普图像,最初源于和商业文化相关联的波普艺术。后者被“批评家罗森贝格描述为‘广告本身作为仇视广告艺术的广告艺术’,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它在广告和消费品王国中,以及像连环漫画手册、电影明星和通俗歌曲明星这类大众文化中,发掘出它的艺术意象。尤其是在美国,波普艺术既从深入人心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货舱中吸取营养,又对其进行嘲讽。利希泰斯坦在诸如《Whaam!》这样的作品中,以巨大的规模,模仿连环漫画的主题事件和再生产技术;而奥登伯格则强调一直暗含于波普中的达达主义因素,用聚乙烯和纺织物制造一些诸如汉堡包、电话之类日用品的巨大的‘软’雕塑。”“波普艺术对消费主义的兴趣,使重复的理念成为沃霍尔作品中的关键概念。他的创作,经常只不过是监视他的丝网印刷品的生产。因此,成批制作的作品,并不等同于版本有限的美术印刷品。对于后者,有限样本的理念帮助支撑其价值。真正成批制作的作品,是一种消费品,一种工业式地生产的时髦的附属品,易于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并且整个地与‘美术’的观念相敌对。”
2.2何为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年轻艺术家陈秋林的《我存在、我消费、我快乐》(2003),将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结合起来。“漂亮的新娘,悠闲自如地坐在超市购物筐内,八位青年男士,把自己的脖子套在犬套链的一端,另一端系在购物筐,各自从相反的方向竞争性地拉动链子,并以品尝到前方的蛋糕为胜利的标志。出乎意料的是,得胜者,竟然是八位中个子最小的那一位。不过,当新娘的存在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时,她的快乐也异化为欣赏动物般的弱肉强食者之间争斗的快乐。争夺者手段的动物化,使被争夺的对象也难逃动物化的劫运。”消费主义者把自己理解为肉体生命的生存者,因而在根本上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神圣尊严,使自己在不断的肉身化中走向动物化、物化。其人生哲学为:我消费故我在。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的享乐主义人生观,更多带有心理学享乐主义而不是伦理享乐主义的特征。在哲学上,伦理享乐主义(源于希腊语hedone,意为“快乐”)认为:“我们在行动时应该从道德上追求自己(也许还有他人)的纯粹快乐与幸福。心理学享乐主义则认为,事实上行为主体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