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影响看，我们会发现当代艺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同样是在当下创造的那些具有悠久传统的造型艺术门类，如写实形态和现代形态的油画、水墨与雕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走红，以及今天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火爆，已经在学术上引起了众多的争议。我也一直认为这一现象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西方思想界、学术界早已存在的对中国的认识有关。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当代艺术在其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取向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置疑，其中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黄河清)，有采用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的现代主义立场(如王南冥)，还有从审美经验和艺术趣味的立场出发，以维护传统造型艺术在审美价值上的合法地位而反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笔者在1995年出版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一书中，也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中的西方主义给予过置疑和文化分析。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主义的相遇，是其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中与西方学术中的东方主义相关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其起源和发展，以及文化上的意义，都远比我们只把眼睛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现象上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中国艺术走向当代艺术这一步，有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逻辑，而许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持批评态度的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而使自己的观点陷入无厘头的境地之中。比如说，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以方力钓、张晓纲、岳敏君为代表的艺术家，创造了一批类型化，且丑陋不堪的中国人形象，正是这一点，导致一些批评家把他们的艺术完全视为是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妖魔化的中国想象的迎合。事实上，我也认为他们建构的艺术形象，确实在客观上达到了这种效果。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要批判他们的艺术，我们则要从批判二十世纪早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鲁迅等人对国民性的批判开始，因为正是他们，通过借用西方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识，对中国低劣的人格，进行过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可谓是当时国民性批判的典型之作。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高举五四新文化的大旗，同样是借用西方的思想资源，再一次对中国的国民性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方力钓、张晓刚、岳敏君等人在九十年代创造的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从文化逻辑上看，难道不是二十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国民性批判在美术界的延续吗?我想说的意思是，在今天，受到后殖民主义批判和置疑的西方学术和思想中的东方主义，早已是，并且一直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国民性的主要思想资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指出当代艺术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对西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迎合这一事实，困难并且需要勇气的地方则在于，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出发，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化，中国化、本土化给予彻底的否定。然而，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看，这种否定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等于否定二十世纪中国的所有的革命和变革，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开启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革命和变革的大门，并持续不断给予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一认识，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时，笔者也一直处在一种矛盾和尴尬的心态之中。因为不管在哪种意义上肯定还是否定中国的当代艺术，我们都会因没有做好相应的各种准备，而必然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自我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