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欧洲人利用唐宋的画论来取代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时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好疲于学习文艺复兴的传统而吸收保守派所主张的“真实”与“科学”的口号。

19世纪晚期的画家要想逃避欧洲地区的写实传统而追求给予艺术家更大能动性的画法，他们形成的风格必定接近于宋代文人的艺术理想。原来没有人能给这种非写实的绘画任何有意义的阐释，弗莱和宾庸正好能通过跨语际的宋代文人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表现主义就是传统。因此如果中国画家想要现代化，即国际化，他们必须一方面运用其他国家的经验而另一方面维持以个人为主的艺术标准。五四知识分子采用写实主义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忽视了第二个。结果中国画家采用国画的传统则被国外知识分子归为传统而缺乏创造力的人。假如采用写实主义，一定会被算是落后文化的代表。怎么样解开这个困扰呢?我看如果中国艺术家想要重新考虑中国艺术的未来，恐怕得先承认文化政治与现代性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重新询问所谓“西方”或“现代”文化的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