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在90年代的思潮分化与冲突中，你处在争议漩涡中——无论是在“人文精神”讨论还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你现在如何看待当时的这些争议？

韩少功：我从来主张有话直说，但最反对划派、站队、拉帮结伙。比如我不赞成王蒙先生的有些看法，但一直尊敬他，甚至崇拜他。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否定王朔，那是他记错了。我主持《天涯》杂志，还以头条位置发表过王朔的文章，一直欣赏他的才华，只是说他杀伤力很强，但建设性不够。90年代那一段，我明确反对过拜金主义，反对过市场崇拜和资本崇拜，包括医疗、教育的市场化和土地的私有化，至今也不觉得有改变观点的必要。有人说我“新左”，我不在乎。但我一直庆幸有多种声音，而且希望有更高质量的反对者，因为这是避免自己封闭和僵化的必要条件。我最近还准备写一本书，专门清理权力社会的问题，以便让文革这事，由不可思议变得容易理解，也就不难防范。我的针对点就是某些左派人士对公权力的理想化。这与反对资本神话是同样重要。

读书报：从1996年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到今年辞掉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听说不少同事掉了泪。你如何看待这十五年的领导经历？

韩少功：生活是本大书，其中有几页是公共事务，可能也不错。欢送我下台的那天，海南文艺界的同事们动了感情，我心怀感激。其实，我不擅长行政。谋粮草、举人才、立规矩，是我上任时心里想的九个字，但做起来也都是些鸡毛蒜皮，乏善可陈。一旦该做和能做的几件事都做完了，再往下就只能是混官了，那还是让位为好。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

读书报：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文联、作协这样的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如何改革？

韩少功：文联、作协这事很难办。你说它是行政机关吧，它的规定动作不多，制度约束也粗，还不如某些经济管理部门，比如卖土地毕竟有了“招拍挂”等一套办法，有配额，有审计，但文化这一块几乎是空白，常常是摸脑袋、凭印象办事。你说它是公司或者社团吧，它又缺乏奖能惩庸的足够手段，大家端着铁饭碗，日子很好混。从大定位来看，这些团体到底是“第二文化部”，还是行业工会，或只是个交流沙龙？这一类机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一是要做民主的文章，克服“官气”；二是要完全公益化，克服“商气”，就像我对孙家正说过的：不能傍大款。当时他加了一句：“还不要傍大官”。但要把这两句话落实为制度，成为一套完整和严格的规定动作，并不容易。有一次，省财政厅长率三个副厅长请我吃饭，现场办公，支持文联。这种好事十分罕见，但我只要了两笔小钱。我不便明言的是，我实在不知道在现有这种体制下，更多的财政资源能否管好和用好，会不会形成机构“自肥”。不管我盯不盯着，风险都太大，所以我不能多要。

读书报：你在担任领导期间是否有过一些改革尝试？

韩少功：厉行各层级的定期民主考评，在文学评奖中推行评委实名制等等，这样一些小改革还是受欢迎的。不过大的医疗方案不明确，光是消消炎，打几针葡萄糖，不解决根本和长效的问题。

读书报：大家都评价你很精明，表面上很随和宽厚，实际上有自己的主张，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人？

韩少功：我喜欢古人的两个说法。一是“外圆内方”，指待人随和，又秉持原则。二是“识圆行方”，指看事周全，又行事果决。

读书报：您刚刚参加了首届萧红文学奖颁奖，还有《马桥词典》不久前获得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您有何感想？

韩少功：有读者和评委肯定我，当然让我高兴。不过任何获奖都有一定的幸运因素，因为有资格获奖的肯定不止我这一个，所以高兴不要变成晕头，而且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

读书报：有作家在研究为什么国外的作家像托尔斯泰等年过八旬依然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希望能保持自己创作的持久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自己能写到多少岁？

韩少功：我肯定当不了托尔斯泰。

读书报：你翻译过昆德拉、佩索阿等人的作品。你觉得掌握外语对作家真的很重要吗？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作家不懂外文，因此不可能有世界眼光。

韩少功：曹雪芹没有世界眼光，写得也很好。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作家的外语水平，总体上高于内地同行，但内地作家不一定就得绝望自杀吧？史铁生、莫言等等还是不丢人吧？顾彬希望中国作家学外语，多一些了解异域文化的手段，应该是好意。不过，我相信顾教授也不会过于夸大外语的作用，不会不知道此外语和彼外语的区别。德语与荷兰语，法语与意大利语，顶多就是四川话和广东话的区别，大同小异。这就是说，一个欧洲人多懂几门亲缘语种，与一个中国人学外语，困难程度是大不一样的。这事要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