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现代小说这种形式有了几百年历史，成熟了，丰满了，但也有些机能老化，甚至像唐诗宋词一样，会有作者和读者的审美疲劳。小说外部的技术条件和文化环境也在变化，如同美术的发展，在纸张和文学出现以后，绘画的故事性功能，像宗教画和宫廷画的那种，就会自动减弱；再遇到后来的摄影，肖像画和风景画也必然退潮。眼下各种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小说最擅长的细节和叙事，早已被其他媒体分享甚至接管。微博不能表现细节吗？电视剧不能叙事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敏感的小说家都不能不琢磨文体的变革，不能不对自己的工作多打几个问号。你不妨想像一下摄影出现时画家们怎么想……就是这意思。

读书报：不同的是，您还能写小说，他目前的状况似乎是彻底放弃了。有一些优秀的作家，由小说转向散文，有人将其归结为底蕴不够，想像力下降等各种原因，您怎么看？

韩少功：张承志是个心里有大事的作家，精神性很强，对小说这种世俗化、个人化和单线叙事的文体不满意，觉得不顺手，应该说不足为奇。鲁迅较早放弃了小说，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钱钟书能写小说而弃写小说，大概也与才华无关，只能说他另有志向。至于“底蕴”和“想像力”，眼下中年以上的作家基本上都有透支、甚至严重透支现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大话？有些新作，只是维持作者一种表面的规模和数量，常常是水多血少的那种。在这方面，我也有危机感，对自己不满意。

读书报：在创作上，您是否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甁颈是什么？

韩少功：写不动，写不好，是常有的事呵。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技术层面的，最笼统地说，一是经验资源，二是文化资源，构成了作家的两大克星。有人说，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动荡，经验资源从来不缺。其实这也不对。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资源配置，就像好风景碰上了烂胶片，碰上了白内障，也会变成烂风景或者假风景。这就是对自我经验的误读和误用。我的意思是，中国作家千万不能吹牛，即便你打过仗、坐过牢、下过乡、失过恋，也不一定是经验资源的富翁。倒是应该经常警惕一下：自己的经验记忆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被流行偏见悄悄篡改了？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最大的瓶颈还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无知。

读书报：《马桥词典》中我们看到了“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的韩少功。从16岁去那年插队，一直待了6年，那段知青生活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韩少功：那几年插队，没让我成为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但给了我一个接触大自然和了解底层社会的重要机会，差不多就是特殊的“高等教育”。有那几年垫底，即便我后来进了城，进了文化圈，也多了一个参照角度。85年提出“寻根”，参与的作家大多有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背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论是厌恶乡村还是怀念乡村，都有一肚子翻肠倒胃和泥带水的本土记忆，需要一个喷发的载体。“寻根”就是这样的载体。从这里，你不难看出经历对写作的深刻影响。

读书报：您在湖南师院上学的时候，同班还有哪些同学比较知名？有过那样一段艰苦的乡村经历，到了大学，是否特别珍惜？您在大学是怎样生活和学习的？

韩少功：77届老家伙多，因为长期失学，所以狂热好学，宿舍熄灯后点上蜡烛再读的大有人在。我当时是走读生，有了孩子，还写小说，还折腾政治，比如邀一些人贴大字报，炮轰地方领导压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过我的功课成绩很好，只有英文稍差——这使我不甘心，毕业后又回母校的外文系旁听。几年前，有过一次同学大聚会。大多数同学都状态不错，在教学、研究、经商等岗位上各有所成。也有当官的，光我那个小组就有省部级、厅局级的五个，而且还没一个被“双规”的，也算是不容易了。

读书报：你1988年去了海南，在《海南纪实》杂志任主编，创下的杂志量发行的惊人纪录。当年“摆事实不讲道理，雅事俗说和俗事雅说”的主张，今天还行得通吗？

韩少功：那几句话，是我当时对新闻类稿件的要求，意思是一要防止主观臆断，不要强加于人；二要讲究品质和效果，不能太“八卦”，也不能太学究气。但当年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以后也能成功。《海南纪实》发行过百万，拒绝一切广告，是出现在特定的时期，相关的条件无法复制。比如当时同类期刊都被旧体制捆住了手脚，只有你放开了打，一套个体户的打法，当然是无往不胜。现在还有这样的条件吗？当时的读者大多是心里有国家大事，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