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马桥词典》在出版15年后，获得了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美国第二届纽曼奖提名的作家与其代表作包括韩少功《马桥词典》(1996)、格非《人面桃花 》(2004)、李昂《迷园》 (1991)、余华《许三观卖血记》(1996)、以及苏童《河岸》 (2008)。

一本南方村寨的词典，一部用语言故事讲述社会、生活、文化与哲理的小说，十几年来在文坛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作品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在海外出版，并非偶然。因它讲述的远远不是语言的故事，穿透纸背的，是作家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它扞卫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向千篇一律的泛国际化趋势吹响了反抗的号角。在颁奖晚宴上，韩少功说，他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真正的“词典”——虽然很多书店职员曾把它误列在工具书柜，甚至以为“马桥”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并不许诺永恒和普适的权威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像其他文学作品，它对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开放。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管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用不着过于担心文学的理由之一。

韩少功说，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马桥”是一片无限纵深，需要我们小心地冒险深入。那么，“马桥”后面的韩少功是怎样的呢？

读书报：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文学正在日益边缘化，正在隐入危机，甚至已经死亡。

韩少功：全球化、都市化、精英化一来，作家们大多从以前各地域、各阶级、各行业的生活状态中连根拔起，其经验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大减弱，这是一个重大危机。流行意识形态给大家洗脑，好像大家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有共识了，对现实生活不再有“陌生化”的能力，不再有问题意识，又是一个重大危机。当然还有电子传媒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化生态，让很多作家不适应。比如一个精彩的段子，就是一段不错的文学，但这东西传来传去，经过了多手加工，那么该由谁署名？该给谁发稿酬？文学的产权制度是不是正在瓦解？一个有文学而无作家的“电子远古时代”是否正在到来？其实，在另一方面，当今人类又最感心灵无依，最需要文学来温暖和引导。所以我说文学不会死亡，只会变化。近期不可乐观，远期倒也无须悲观。

读书报：《一条胖鲤鱼》发表在1974年的《湘江文艺》第3期。当时是什么情况？这三十多年来您的写作好像一直比较顺利？

韩少功：那一年我还是知青，参加一个写作培训班，交一篇儿童文学的作业。从那时到现在都37年了，差不多是一场文学马拉松。好在我是慢跑，体力上还能扛住，没有退出得太早而已。

读书报：您的诗出版过吗？和芒克、北岛、徐晓他们的聚会，是一种怎样的氛围？

韩少功：我没写出过好诗，没有出版过，所以羡慕和崇拜诗人，而且一直认为好小说和好散文的灵魂都是诗。80年代初，我确实曾经掏钱去买了一堆油印版的《今天》，算是两肋插刀一下。与北岛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先是打电话联系，然后约在某个汽车站见面，手里拿一本什么杂志，像地下党一样。

读书报：《月兰》发表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都引起一些争议，现在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韩少功：争议是好事，让人兼听则明。我优点不多，但至少有一条优点是能听意见，哪怕你九句话不靠谱，我也不会回嘴，但只要你有一句说在点子上，我就会心里一动，紧盯不放。不过当年有些对《月兰》《西望茅草地》《爸爸爸》的批评，是政治上打棍子；有些对《马桥词典》的批评是泼脏水，不是泼冷水。这就不正常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在中国这地面上生活，你得毛深皮厚，有抗打击能力。

读书报：在《马桥词典》中，您说，自己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小说。我觉得这和张承志非常相像。十六年前，张承志说自己已经不具备充分的才能去写小说了，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当然，他也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你们二人，为什么会在同一时段出现对小说大致相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