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国外科学家首次合成了牛胰岛素，这是真正划时代的大发现，中国这边马上就跟着做一些附属产品，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或者别的什么衍生产品。人家克隆羊了，咱们就跟着克隆猪、克隆狗，把相关一些分支做烂做透。由于中国的高校在这些年都流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资金人员都向少数大实验室倾斜，只要投入大，发扬人海战术，跟在国际热点成果后面搞出点附属产品，并非难事。虽然说这样的成果也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了。再多的小舢板捆起来也不是航空母舰，论文数世界第二的中国，拿不下一个诺贝尔奖也就在情理之中。

学术行政化是罪魁祸首

为何会有这样一群“科学家”，搞科学研究既不为探求新知，也不为专利等商业目的，更不为万古流芳，甚至不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而纯粹就为发论文而发论文。归根结底，都是激励机制使然，是学术行政化的评价机制使然。

可以说，国外的科学家不像我们这样做，也是他们的激励机制使然。以美国为例，两百多年来，美国大学的学术一直是独立的，自己为自己负责。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由社会评价决定。大学的主事者们，只会在乎社会声誉、同行的评价、历史的评价以及市场的反应。

在美国，对于教授的评价和待遇，也由各个学校自己决定。学校是独立的，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乱来，这和私人企业不会请一个庸才当工程师是一样的道理。谁有资格当教授，一般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独立决定，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真才实学，绝不只按发论文和课题数量来定。

以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为例，他用了20多年，在他50岁的时候才发表了代表作《正义论》，之前十几年，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屈指可数，但很早他就是教授了。

另一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1925年申请马尔堡大学教授职位的成果只是一篇还没有发表的讲课稿件（《存在与时间》的雏形）。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觉得这篇讲稿水平足够，就愿意聘请他做教授。而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下，罗尔斯和海德格尔可能还要在讲师职位上煎熬多年，直到他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为止。

美国的大学是向下负责，也就是向社会声誉、向学生市场负责，其利益也来自下面。而中国的大学不同，主要是向上负责，大学办得好不好，得到多少资源分配也由上面说了算。教授们的职称、待遇、收入，这几年都日益课题化，而课题，多半都是自上而下分配的资源。这就是学术行政化，行政化就要考核政绩，就自然会搞出一些量化的指标。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国家课题战略”，君不见，这些年各大学大会小会讲的都是这个，经常进行SCI论文和课题大动员，定期表扬重奖课题大户、论文大户。这些量化的指标，作为政绩层层上报，乌纱帽和钱袋子，都系于此。

在此机制之下，井冈山大学的SCI英雄们诞生了，中国学术论文的泡沫时代诞生了，世界科学界的一朵“奇葩”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