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曾经在书坊见得一本好书，名字叫做《经济发展的道德意义》，强调经济发展本应该形成文化多样性、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增强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信仰。此当为正常的市场经济萌发的自然结果。

与此对照，我却感到另外一种启发，这叫做“经济发展的宗教意义。”我们总是要经由经济利益的追求，以获得对一种信仰的好感和选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权力的推动，本不需要什么精神动力（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却要由经济发展来赋予宗教信仰的好感与价值。中国人首先信仰的是正当性，而非单纯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须被赋予了正当性之后，中国人才会认为这才是他们的合法性信仰。

于是，人们有钱了，有钱挣了，才会想起了精神与信仰，而不会因为有了信仰才去挣钱，为经济发展铺垫一个信仰的基础。其中的逻辑是：权力－经济－信仰；然后是下一个回旋：信仰－权力－经济。信仰的问题，同时就是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与实践的效应，关键在于它们的序列与组合。谁的力量强了，谁的效应就会大。而在权力经济的制约之下，宗教信仰就只有跟在其后，邯郸学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中的权力与经济，往往是不确定的、多变的、甚至是随意的。所以，它们的这种特征，常常也会使中国人跟随权力与经济的信仰方式，也变得不确定、随意、多变了，变得很个人化、私人化了。而最要害的，则是这种信仰方式的私人化或个人化，无疑就是中国佛教现实化、功利化、商业化的基础。

为此，少林寺僧人来到昆明，实际上就是经济与权力的一场合作，最多是下文由此合作带来一种佛教的效应而已。官员们认为，能够“聚集人气，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僧人则希望，“有一个地方服务信众，信众可以得到积极的、健康的宗教信仰。”政府公权力与宗教信仰者之间，似有同谋同构的关系，利益交换的关系。而当这种关系与交换随着这种合作结束之后呢，人们为此而被激活起来的佛教信仰，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人们的佛教信仰还会跟以前一样的虔诚吗？！

这种权力与经济与宗教纠和起来的复杂关系，是否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它们是分离？还是合作？好像都是，好像都不是。功能之整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职能分隔，也是无法否认的现象。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合作，无法质疑。

其中，最最使人值得质疑的，却是佛教的合法性何在？佛教寺庙之存在，它是干什么的？佛教的合法性，应当在于佛法的弘扬与转播，在于为信徒之宗教服务，在于信仰的建构与表达。而一个与经济利益紧密结合的信仰，大抵是要给信仰打出折扣的了。如果是有钱才能建立信仰的话，那么，先去发展经济吧，僧人们、信众们，都去挣钱吧！有钱了，就等于有了信仰。正如《东方了望周刊》（2008年第52期）报道说：“他们来了，香火旺了，人就多了。提起僧人们，寺前看厕所的婆婆显得很兴奋，‘人多了，收费就从三毛涨到了五毛’。她说完自己也笑了起来。”

佛教信仰已经被嵌入到其中的利益关系中去了。实际上，昆明这四座寺庙的产权，乃是官渡区政府下属一家国资公司行使所有权，使得政府能够有权向少林寺托管这四座寺庙。而根据地方政府与少林寺之间签署的协议，少林寺接管四座寺院之后，18位僧人的吃住费用均由少林寺承担，但寺院的所有获益，比如寺院接受的捐赠、经销宗教用品和宗教出版物的全部收入，则统归少林寺所有。这就透露了接管四座寺庙之后的经济考量和利益分配，引发出佛教的合法性问题。老百姓喜好的是信仰，寺庙与官方关心的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