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在其发明后不久即进入中国，从此，与其在世界各国的表现相同，如水银泻地般深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肖像摄影，更成为一种检测国民身份、塑造集体意识与表征现代性愿景的重要手段。

民国时代，遍布城乡的照相馆可能是一个最集中反映国民内心向往的场所。人们出入照相馆，不仅是留影，也是一种现代生活的虚拟体验。好的照相馆里，摄影师往往会以“摩登”为幌子招揽顾客，其布景会绘制西式洋房，摆放各式道具，其中最先进的可能就是汽车布景了。在这幅拍摄于1930年左右的家庭合影照片里，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丈夫坐在汽车前部，妻子在后座抱孩子。显然，家庭中的角色分配与派定非常清晰。丈夫作为驾驶员驾驭家庭前进方向，起牵引作用，妻子则是辅助管理家庭这个后方。为了逼真地呈现汽车的动感，车轮下面还给出了滚滚烟尘。当时的照相馆为了吸引顾客，还发明出“分身照”这样的类型。这样的照片虽然不入流品，却也给鲁迅这样的文人留下深刻印象。

说到鲁迅，人们会想到他有一张颇为“另类”的肖像照片。1930年，鲁迅在儿子海婴出生后半年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父子合影。说这张照片是合影其实并不确切。照片中，只有鲁迅的双手与膝盖，而没有面孔。儿子成为照片的中心，鲁迅的双手作为引导的线条，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儿子身上。鲁迅只是在照片中甘心做一个托举半岁儿子站立的存在。这张父子照片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打破了肖像摄影的惯例，极具颠覆性。照片当然展示了鲁迅得子的喜悦，却也呈现了他对于传统父子关系的否定。鲁迅根本不在乎在照片中体现什么父子间的尊卑关系。他根本不计较自己在照片中的存在。他可能想要展示的是，未来已经站立起来的，这似乎是一种视觉隐喻，表示了鲁迅对于未来的期待。

肖像照片在民国时代还具有社交作用。当时朋友之间盛行相互赠送照片，并喜在照片上题词，以示友情与牵挂，也通过如照片的拍摄日期等向亲朋报告近况。题词有简单的，也有以诗词相赠。曾经影响了美国重要抽象画家马克·托比的中国雕塑家、画家滕白也(1900-1980)，在美国留学期间与托比有来往，并在他于1934年、1935年来中国时还介绍他在中国学习书法，引发他对于东方文化的深厚兴趣。在滕白也于1926年寄赠托比的一张照片中，他以一个职业画家的理想形象出现。青年藤白也身穿马夹，戴着领带，外面套着工作服，服装上沾满颜料。他一手持画板，一手拿油画笔，仰头望着远方，眼神中充满对于未来的自信与希望。但是，这个曾经在西方活跃过一阵子的中国艺术家，在回国后却命运坎坷。他的这幅“言志”肖像照片，反而成为一种讽刺。

肖像摄影这一样式，有时还会被人出于各种目的善加利用。比如，1908年，清摄政王载沣监国，袁世凯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麻痹清廷，袁世凯请来天津的照相馆，为他拍摄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并通过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发布流通于世。他以自己悠悠垂钓的清闲形象，向外界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想终老于山水之间的愿望。而清廷也一时糊涂，放他一马。肖像的摄影作为一种政治障眼法，再借助媒介的传播，居然在政治上助人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