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

早期摄影家给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自拍像，但其中大多只停留于对外貌的纪录，用以炫耀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那种以自拍像为主题来表现自身内在戏剧的作品却寥若晨星。在除了少数例外的现代艺术家(主要是女性，但也包括李·弗里兰、卢卡斯·萨马拉斯、查克·克洛斯、达尔文·迈克尔、罗伯特·马佩尔索普等男性摄影家)有意识地选择自拍像和运用这种方法之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很多摄影家已反复尝试了这种传统自拍像的摄制。

自拍像有携带照相机的，也有同朋友和家人一起合影的，更有着力刻画自身风貌特别是脸部表情的。这些自拍像，同摄影家以第三者为被摄主体的肖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精品佳构也好，业余摄影爱好者用一次成像照相机搞定的即兴之作也罢，虽然技巧有优劣之分，但肖像的直接对象是被摄主体的外貌。当然，我们未必自己拍自己，但让人摄取自己容貌的照片还是会有的。摄影家的自拍像，作为一张递给社会的名片，显现着摄影家称心如意的形象。这类照片提供了展示艺术家风采如何的信息，往往也有助于增进对作者成就的理解。然而艺术家有何内心独白、情绪对峙、视角变迁，这些涉及个人精神和政治风貌的表现很少能从此类照片中找到踪影，它们永远只是论述作者时藉以凸现其主要成就的辅助性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在摄影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注重个人视角的时代。当然，那个时代也如明珠般镶嵌着许多摄影家在今天看来依然使人感受到强烈个人视线的名作。但总的趋势是重整体、轻个性，摄影中也是重视意在客观纪录而并非自我表现的作品。受这种时代风气裹挟而风靡一时的例证，便是以《时代》杂志为代表的图片期刊的新闻摄影;导致这一潮流偃旗息鼓而大获成功的，则是爱德华·施泰肯策划和组织的《人类大家庭》摄影展(1955年)。这个以“玛格纳图片社”提供的影作为主干的展览会，曾赴世界各地37个国家巡回展出，动员人员有50万之众，展出期间散发的展品目录达数百万份之多。*10自拍像着眼于每一人物各各不同的个性差异。施泰肯则深信：“超越了种族、宗教和肤色之差异，地球上的人是彼此相仿的。”*11可见，施泰肯的这一信念与自拍像虽需深入洞察自身，但更应力求形成对他人个性各异的形象表现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时代，超越外貌纪录、长期潜心探索自拍像奥秘的摄影家当然也很多。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恐怕还得首推依莫金·坎宁安和曼·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