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自拍像的动机，首先是为了认识“自我”，是出于试图确立自身同一性的意志。人们蜂拥前往肖像摄影家的影室，把自己理想化的形象凝固在胶片上的时候，常会携带一些象征自己职业的小道具。摄影家也仿佛为了印证自己是摄影家身份似的，把照相机一并摄入了自拍像。这方面可以连篇累牍地举出乌尔塔·沃德布利、伊波利特·巴耶尔、格特鲁德·凯塞比亚、凯特·马修斯等人的一长串名字。类似19世纪肖像照那样公然将自己理想化的倾向，在进入20世纪后的自拍像中已不太多见了。但为了强调自己是摄影家而创作的自拍像，似乎到现代也不曾失去其令众多摄影家为之倾倒的魅力。理想化的自拍像，揭示了摄影家希图在现有价值规范内得到社会认可的自我。携带照相机之类象征职业的小道具的自拍像，既可以表明自己是一名摄影家，也足以显现职业的认同感。

在19世纪，还有一种自拍像也屡见不鲜，那就是通过设定情景和乔装打扮饰演成某一角色而摄取的自拍像。也许可以说，它揭示的是摄影家内在的自我。，由于受当时流行东方异国风情的影响，摄影家在早期自拍像中身穿东方样式服装的为数甚多。比如谢尔罗·尼格鲁缠裹穆斯林头巾，端坐在阿拉伯地毯上，好像心满意足地吸着长烟斗。也有装扮成修道士的模样，光脚板底下堆着厚厚的书本，作出托腮沉思状的自拍像。又比如随军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破天荒地用照相机记录下战况的罗杰·芬顿，口叼香烟，怀抱枪支，把自己化装成一名乌克兰士兵。*7这种异国情调的穿戴和模拟士兵的姿势，若是配上影室里精心搭设的布景，看上去实在很不自然。

对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人来说，《一千零一夜》或《天方夜谭》里描绘的中东是心向往之的神奇土地。在西欧人看来，相对于自己的理性和崇尚勤勉的近代文化，中东作为古代文明历经兴衰的基督教圣地，同时又是一个优哉游哉、随波逐流的非理性世界。他们用扭曲了的怀旧目光将马克西姆·杜肯、弗兰西斯·弗利斯等众多摄影家、作家和考古学家引向了东方。摄影家、作家和考古学家身穿东方时装的自拍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自己曾踏上那片土地提供视觉证明;另一类则是怀着对无缘造访的异邦的向往之情摄成的。它们都对东方异国情调流露出充满理性的好奇心，也体现了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在这一点上，无论哪一种自拍像都没有什么两样。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自拍像也同东方异国风情发生了强烈的纠葛，表露出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基督教是一个超越于时代的绘画主题。特别是在19世纪，“写实与想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8的所谓宗教自然主义，正由威廉·霍尔曼、戴维德·罗伯茨等人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例如弗雷德·霍兰德·戴伊把自己装扮成基督耶稣，借助摄影再现了简直可称之为宗教自然主义的圣经世界。他通过绝食瘦身以形成与饰演耶稣相称的体形，同时从以色列邮寄裹身布，定制草鞋式皮鞋，挑选波士顿近郊一带作为耶稣在各各他的殉难地，最后让人把自己饰演的“耶稣”抬到十字架上接受磔刑。*9通过这一系列自拍像的演示，他终于成了一名为艺术而献身的殉教者。这些自拍像恐怕是他关注宗教的反映，但装扮基督不独停留在外观上，更表达了他备受社会排挤而怀才不遇的矛盾心理，结果使本人的自我得到了满足。这是不难想见的。

以美少年倾慕者出名的冯·格罗丁男爵，也化装成耶稣摄制过自拍像。总之，虽然不一定非得以基督的面目出现，但表达对宗教和死亡的关注也是那个时代自拍像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