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冯远艺术专栏  

比较而言，侧重于个体形式语言风格追求的人物面，似乎更具有道家美学思想中那种心游万物，体悟大道，感受天地无言之美、无形大象的精神，主张美超越善。循艺术自身之道，使个体生命进入自由的精神审美境地，以达到超越现实的灵魂自救，进而与儒家精神殊途同归，最终使人的主体精神获得高扬。画家的艺术追求，源自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个体精神的沦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日趋紧张隔膜的不满，而通过艺术活动完成个体的精神释放，寻求心与智的自然和谐，进而以作品沟通同代人，以缓解人与社会两者间的对立关系。因此，它要求作品摆脱艺术承担艺术以外的各种束缚和社会附加在艺术上的种种定义；它必然较多地关注艺术中有关形式的、语言的、技艺的表现能力等有关艺术自身规律的特点；它尽可能地排除直接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等非艺术因素，注意画家个人内心体验的表述，但是它却不能排除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功利目的。事实上，人们也不无怀疑艺术活动直指个人内心世界的价值诘问最终能否引导艺术家走出理性直觉的迷宫而免于堕入形式的陷阱。

虽然后者打破传统艺术的持续性、封闭性结构，代之以人物非完整性、制作效果的偶然性以及视觉样式的多样性。但是，在这里语言变成了支撑形式的唯一要素，情感、思想、事件无一不是瞬间即逝，唯有语言才有可能跟踪画家的灵感，并使之物象化。然而既不受客观性的约束，也不受主观性的限制，艺术实践变成一种“纯语言形式”的任意操作行为，并且把可读解性转由通过语言符号代码表达。那么“人”的意义被消解了，假如人物画艺术果真能够切断与现实的联系，阻断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关联，淡化主题、化解题材、删减去有限的寓意，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是苍白的形式。

关注社会的进步≠关注个人精神的自救≠关注艺术形式与语言的拓展，人物画家创造活动的终极关怀是否真正互相对立到非此即彼的水火难容境地?前者是否真难以具有艺术史意义，而后者果真能够价值永存?没有哪一种艺术理论是绝对真理，也没有理由可以肯定不存在既关注社会和个人，又完善形式语言的拓展延伸，两者兼容的可行性。恰恰艺术史表明：唯有那些关注了艺术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和“我”，又创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的，才可能真正具有艺术史意义。

既要有深刻的时代精神，又要有较强的艺术性(包括较强 )视觉冲击力、较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较独特的技术语言)，连艺术崇尚、趋向多元发展又经过几番大浪淘沙洗礼的今天，实践证明了：以学院派艺术为前导(或为主干力量)走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道路，是推动当前人物画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途径。

在这个热衷于谈论“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90年代，重提学院派艺术和现实主义这个所谓曾经说滥了的理论是否显得滑稽可笑?其实不，首先，学院在当代中国艺术运动的发展中扮演着一种与西方学院艺术教育功能大不相同的特殊意义的角色；其次，现实主义艺术在整个艺术史的长河中也一直显示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即使是在前卫艺术风靡画坛之时，它也未曾销声匿迹，而当前卫艺术解数使尽、人困马乏时，也是它最为迅速地走上前台之际。现实主义强悍的生命魅力，甚至影响了前卫艺术也在向“新现实主义”、“新具象主义”表示出某种回归意识，这可以说是人物画(包括西方以人物画为内容的绘画)在世纪之交的一大可喜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