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潘公凯艺术专栏  

西洋传统绘画倾向于再现，中国传统绘画倾向于表现，这可以说是公认的区别。西洋绘画由于模仿说的长期笼罩和其本身的理论偏侧，导致了西方现代流派对传统的否定和反叛，而走向模仿说的对立面——“自我表现”说。这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西方绘画向东方绘画“靠拢”。但事情是否就是如此简单呢？西方现代派的“自我表现”与中国传统的“抒情寄性”是不是一回事呢？显然不是。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诚然，西方现代派与中国传统绘画所着重表现的，都是“自我”。而区别则在于对“自我”的不同观念。在西方现代观念中，“自我”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基本含义，都是那个与外在世界对立的、割裂的自我，即“自由”、“纯粹”的自我。哲学上代表性的如存在主义，就将自我看沉没感一种自我意识的封闭系统，一方面认为自我的存在是唯一真实可信的存在，一方面又强调自我的存在是偶然的、荒谬的、孤独的、无意义的、为所欲为的。将自我归结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可悲的虚无。弗洛依德将人的精神生活（广义的自我）一分为三：“自我”（狭义的）夹在纯个人的下意识欲望“本我”和内化为“超我”的社会制约之间的尖锐冲突之中，它被迫服从这个制约，但又受到本能欲望的不断反抗，社会和个体是互相仇视的。阿德勒等人，虽然对这种人与社会根本敌对的观念作了修正，但又未能找到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现实纽带，于是只好将追求人类自身完善的终极理想指归为对上帝的信念。

正如克利所说的，现代绘画的基本倾向是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去表现精神世界。而现代西方艺术家对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探索，却正是建立在这个时期特定的哲学思潮背景上的，现代艺术中的“自我”是现代哲学中的“自我”的形象性注释，其基本特征是个体意识对于群体制约的敌视与抗争。所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无所顾忌的发泄、纵欲、梦幻、怪诞、下意识成为艺术表现的最高成就。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我的观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的“自我”，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观念，而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观念。在中国人的“自我”观念中，不仅包含有哲学、心理学的内涵，而且更重要更核心的是包含有伦理学、社会学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很少将自我从外在世界中分离出来作抽象的研究。凡是说到“心”、“意”、“性”，总是联系到“道”、联系到“仁”、联系到“善”。中国的艺术作品中，虽然也有“纯粹自我”和外在世界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但这种对立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并且总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统一。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不同于浮士德的理性精神向茫茫宇宙的无尽追求，中国人所求索的既是宇宙的和谐，又是社会的安宁，更是个体精神的完善。中国人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不是隔绝的，而是互相流通、渗透、融合的。这种自我是一种平静、自然、豁达、超逸的内省体验，在它的深层，是由中国人平和含蓄的民族心理和谦逊克制的道德精神所构成的意识积淀。理论上，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也可以分析出一个纯粹的自我，狭义的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制约也是不断冲突的，这自然并不例外。但在实践上，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群体意识和伦理感觉太强，不仅使欲望和制约的冲突时时得到调节，而且不同于西方人的是，中国人不是将这种矛盾的解决引向外在的战胜与自由，从而引出个性解放的社会理想，而是引向内在的和谐与超越纪念而引出自我完善的人格理想。所以，中国文艺所关注和表现的，不是“本我”与“超我”的对抗和“自我”的分裂，而是“自我”对这种对抗的调节和超越。正是中西方对精神生活（广义的自我）的理解和感觉侧重点不同，使得来自于西方哲学、渗透了西方人的自我观念的“自我”这个词，若用来表述中国文化中的自我观念，恐怕是不甚适合的。